参与《汉语大词典》编纂的记忆

参与《汉语大词典》编纂的记忆

蔡勇飞

五千万字，三十多万个词条的煌煌巨著—《汉语大词典》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如何评说，自有公论。这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编纂这部《词典》，据当时编纂处的统计有一千余人参与，所以编纂的速度才会这样快。外国编这样的大型词典需要几十年，甚至一百余年，我国只用短短十几年时间就编纂成功，并且十三卷（其中一卷索引）全部出版了。

一、排卡之创举

编字词典无非是：①积累资料，②释字词义，③按新成书体例编样成本，三大过程，编纂《汉语大词典》也不例外。《大词典》积累资料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将所有旧汉语字词典上的字条（包括释文）词条（包括释文）剪下来，贴在卡片上，分别编上号序。这属于第二手资料，因选字词，释文都是别人做的功夫，不是自己做的。第二步是“看书收词”。即从古到今与汉语的有关的重要书籍，都要仔细看一遍，直接从这些书中按我们《大词典》的收词标准将有关字词和例名收下来，抄在卡片上，编上号序。这是第一手资料。这是《汉语大词典》超过前人编纂的大型语文词的质量所在。如果没有这一基础，那就和前人编写的大型字词典相差不远了。因为前人编的大型字词典就是取自第二手资料的，如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诸桥徹次的《大汉和辞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与之不同，它主要是取第一手资料，同时全面参考旧有的第二手资料，所以可靠性强，比旧词收高出一筹。集旧词书资料和“看书收词”制成的卡片很多，1978年已经积累二三百万张了。“看书收词”的任务已基本上完成，整个《大词典》编纂工作要转入释词义（简称“ 释文”）阶段。“释文”，体倒必须统一，所有编写人员步调必须一致，大型词收，众多人写稿，尤其重要。故同一个词条的资料集中工作，必须在转入释义前完成，否则释义便是烧无米之炊。同一个词条的旧词书剪贴资料和看书收词资料集中在一起，不一定都需要有高深学问的人去做，但数量太多，并且复杂，那么有高深学问的人也未必做得了，需要创新的人。《汉语大词典》是国家出版局牵头，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五省一市分工合作编好。分配任务数量大体相等。那么浙江省已集有三十多万张卡片。上海江苏、山东等省接任务比浙江早两三个朋，组织编写组多，人数多。他们大体是从释文阶段开始的，安徽、福建还没有接受任务。浙江那时只一个组，总共不到十人，戏称“七八条抡”。其它省市预计同词目集中的排卡任务一个半月可以完成，我们省呢？问题大了，字词典剪贴的卡片是以各字词典排序编排的，一部字词典一堆。字词典排序接按部首、汉语拼音字、笔画、音韵等排的都有；“看书收词”是按各书所收制的卡片自成一堆的。台湾《中文大辞典》、日本《大汉和辞典》、《说文解字》、《字案》、《康照字典》、《中华大字典》、1925年《辞海》、解放后制《辞海》、日版《辞源》（那时修订本《辞海》尚未出版）、《辞通》、《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联锦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广韵》、《集韵》、《尔雅》等等。只负担一部分，大体是三画—四画的首部部分。“看书收词”的书是按古今时代分工，我们浙江省的任务是“宋、元、明、清”的著作。数十种书。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卡片，若按常规排法，我们这“七八条抡”半年也排不好。一位同志想出一个办法，以日本《大汉和词典》卡片为底，其它卡片将相同的插入。理由是：第一《大汉和辞典》上每字每词都有顺序号不容易乱；第二《大汉和》收词条多，少的插入多的容易。但这个办法需要摆卡片的地方很大。我们组里试了一下，几百卡片，一个大房间已排满了。《大汉和》是万数以上的卡片，怎么了得。好笑的是大家排得满头大汗，饭时不知谁开窗，风一吹，全层卡片乱飞，功劳付诸东流，大家干吹胡子。不能在一个半月内完成任务，便会拖各编写组的后腿。后来我献一计，众谓之妙，便以我为主领导排卡。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具体做法是：第一步：把所有的卡片集中起来，每张卡片的词条第一个字按汉语拼音头一个字母分开，共分为26堆。第二步，将头个字母相同的再按汉语拼音韵母分。汉语拼音有400多个音节，这样就可以分成400多堆。不认识不会读的字，采取“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的方法；z、zh不分，前后鼻音分辨不出来的字，排卡者可将错就错。因为那个字排者是那样读，后面的卡，遇到那样的字，排者也会那样读，读音相同排在一起，即错也会错在一起。因此时的目的不是正音，不管是“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嘛！第三步：每一堆中再按词条第一个字右下角的笔形（丨、一、）分为七小堆。这样一分，便能分出2800-3000大小堆。第四步，将各小小堆的卡片排列开来，把同词条的卡片合在一起，用回纹针别在一起，多的用橡皮筋箍在一起即可。这样的排卡方法，即简单，又不占地方，每个人都可以独自操作。不过，就我们这“七八条抡”，拼老命也无法按完成任务的。于是我又出一计：设法借一部分外办来帮忙完成任务。组里领导及同仁赞成。我就到杭州学军中学（原杭州大学附中）去借兵，我在学军中学教学过的学生，那时高二读完暑期后入高三，知道他们的情况，我和他们班主任等联系，得到同意，便挑选了20余名优秀的、责任心强的学生。我把编《汉语大词典》的重大意义向介绍后，对他们提要求。他们非常积极地响庆。就把他们请到编写组来排卡，整个排卡工作，总负责是我，其次是洪淇侯（来自杭州大学图书馆）、颜品仁（负责编写组资料档案管理的）。经过一个月的日夜奋斗，三十几万张卡片，同词条的卡片全部理齐，并且均按部首顺序排好。使我们大落后的浙江省局面，一跃而成为先进，得到《大词典》编纂处的表扬。而且由于我们编写组的速度反比其他组的速度快半月有余。《大词典》编纂处便确定，由浙江省编写组作为整部《大词典》释文的试点单位。《大词典》编纂处剪贴卡片是按《康熙字典》首部214部分分工的，浙江省是从三画的“寸”字部开始，因此“寸”字部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我们已排齐。于是编纂处便确定由浙江省“寸”字部词条开始试写。任务艰巨，但也可说是我们浙江争取得来的光荣。参加排卡的学生，我们已代表《大词典》编纂者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但《大词典》上没有署他们的名，他们是“无名英雄”，值得赞扬。

二、体例之确定

（1）词目确定按部首排列
编写大型词典，“体例”尤为重要。《汉语词典》的“体例”是经过多次修订，逐臻完善的。面尚未确定，词典正文词条是按字音排序，还是按字形排序，争论比较大，倪海曙先生《汉语大词典》顾问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称国家语委）秘书长，主张按音排，按汉语拼音排的，查方便，《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都这样排了。倪海曙先生是主张推广汉语拼音文字的带头人之一。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没有压力。但1976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后，“四人帮”又上台，《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他们也过问。据说当时张春桥和其他人也要求按汉语拼音字母排。这问题就大了，有很大的政治压力，此时，我持反对意见，在浙江编写组组织讨论修改“体例”时，我说：“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用字母组成的，所有的词条，都可以按词中的字母排列顺序”查出来，像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等大型词典一样，很方便。但汉语词典不同。汉语词典是用汉字编成的，汉字是用笔画组织成的，不是用字母组织成的。认识的字，可以读出其音，知道它是用哪几个字母顺序拼成，从而依其字母顺序查出。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在。“读者不认识的字，就无能为力，需接词典中所附的部首或四角号码、笔画等索引查。常用字很少的字词典也不适用，大型的尤其是像《汉语大词典》这样，收单字有三万多个，其中常用字只有三千多个，占10%一般读者90% 字不认识，若正文接汉语拼音字母编排，只徒有其形式。检索主要还得靠索引，速度反面很慢，怎能符合时代要求呢？”张春桥对字词典没有什么研究，他只是赶时髦而已，但也掌握大权，否定他的意见，弄得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我提出的意见在组里得到支持，但我觉得口说无能，单在组里得到同意也无大用场，必须使编纂处的领导思想明确，是大是大非问题，以求统一。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在我同是空前的，正文若按音排序，必定会使人贻笑大方。于是我据理找足依据，写了一长篇论证意见，要求组里上交上海《大词典》编纂处，编委会。为国家事业而争取，我坐牢也心甘。经过一场学术和政治的较量，最后我的意见取得胜利。《汉语大词典》才否定了正文按汉语拼音排序，而确定以部首为序。这就是我在体例讨论中的功劳。

（2）、确定用200部部首排序
《康熙字典》等旧部首不再适合，由检索法权威专家程养之先生和我等初步商定，然由《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有负责人共同讨论确定，采用200部首编排。请见现已出版《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正文排序。为什么采用200部？我在《统一回法，推行新法—读程养之<谈统一部首重字法>》（见《杭州师范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中已阐明。

三、默默贡献

我参加《常用汉语字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73出版）编写，没有署名，大家都不署名，也没有稿费，只拿到一本精装，一本平装赠书，书上写明蔡勇飞编，盖上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已心满意足，没有其他要求，故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时我也不求自己之名和稿酬，只一心奋力苦干，能尽自己全力，为这中国光辉的《词典》大厦添砖加瓦就满足了。现在回忆起来，有些事还是有趣的。

（1）、奉献和署名
我们早期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之时，无名利之求。编纂者如果只写一个“某某编写组”或“某某编纂处”编写也可以像《现代汉语词典》、我们编过的《常用汉语字典》那样，没有个人署名也无妨，因此我们只一心为国争光，尽心尽力地工作。动力也确是具大的。那时领导都强调，偏这样的大型词典，责任重，历时长，十多二十年也说不定。四五十岁的人参加编写，已有一辈子做此事的感觉，故大家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再当无名英雄。1976年周总理逝世，我面对周总理遗像宣誓时是有这思想准备的。后来的行动也如此。有人问我：“蔡先生，您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是参加哪一卷编写？”我说：“我卷卷都有份，释文主要是第2卷和第3卷宗的一些词条。”事实就是如此。我国曾有两次组织过编这这型词典，最早是黎锦熙先生主编，其次是王去五之编。结果都无法实现。所以《汉语大辞典》如果在那时停顿，它就有妖折的危险。为了稳定编纂队伍，编纂处领导孙厚朴等同志出了不少力，再三呼吁当时参加编纂的人员坚持编下去。并提出凡自始至终（初稿完成）参加编纂工作者，均署为“主要编写人”《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编写人”。其余的署名根据具体贡献而定。我那时，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都希望我到系里任教。我也想过。那时我已经47岁（在编纂组里算是年纪比较轻的），如果不去教书，职称也无从评定。我的人事关系在教育系统，浙江省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属于宣传系统，不同系统不能评定。从职称评定上考虑，我是吃亏的。但我想，编《大词典》是国家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后，这《词典》在国际上的作用更大。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我们几个人又属“起炉灶”者之一，自己不坚持就更会影响 “军心”，因此释文的试点工作，要探讨的问题很多，集思广益。为编出高水平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大词典，先请各方面的专家作报告，以利提高各者的业务水平。进而将“寸”字部的条目分别各人手中试释。第三，对各试释逐一讨论，征求全国各方面专家顾问的意见，并借鉴国外大型的编纂模式，使体例逐步完善，标准逐趋统一，那困难是很大的，有人戏称：“《汉语大词典》从“寸”字部开始试写是‘寸步难行’的”事确实是这样。那时我是抗病工作的（后文将述及）。除试释部分条目外，编写组成安排我负责整理各专家的报告，编写成《汉语散论》一书，提供全体包括全省市编写人员参考。值得高兴的是“寸”字部编出之后，得到呼方面的专家首肯。加强了所有编写组的信心，有了这一良好基础，困难就逐步迎刃而解。那时组织和人员变化都较大，组织除出版社编写组外，其他编写组要归口或挂靠有关交代。在职的骨干力量因有关单位的需要而减少，离退休的专家学才大量增多，便释义工作得到人力上的保证。我1980年人事关系调入杭州师范学院，随之我就从浙江省出版社编写组调入杭师院编写组。释文是以部首所辖词条分工的，释文一开始即按214部任务分到各编写组。我在浙江省出版社编写组时间长，该组由负责出版的是《大词典》第3卷中词条，故我在第3卷释的条目多一些。杭师院编写组负责出版的是在《大词典》第4卷中词条，故我在第4卷中释的条目少一些。但出人意料的是两卷都没在卷首上署我的名字。何因？浙江省编写组的有关负责同志说：“我们以为蔡勇飞已编入杭师院组，由杭师院组署了，所以我们没有上报署蔡的名字。”杭师院组负责同志说：“我们认为蔡勇飞的主要工作在省出版社编写组，以为省编署了，所以我没有上报署蔡名。”（那时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工作跨两卷的人，署名在其中一卷上即可），我就这样两头落空。《汉语大辞典》的主编与别的出书立编不大同，他不是领头起《汉语大词典》炉灶的人。《汉语大词典》是由黄向秋等人起炉灶的。在形成《大词典》体例方面陈榕甫先生贡献大，罗是到释文阶段才请来当主编的。后来《大词典》署名标准改变为不论前期工作只凭释文条目多寡订主次，便是由罗竹风主持确定的，显然片面。但罗等有权作决定，就成如今模样面世。有些在早期贡献较大的人，并没有在《词典》署名等方面反映，心情不快，此诚必然。有人说：“这是摘桃子。”我看不错，不论“桃子”是大还是小，总是“摘”了。“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无“足下”之第一步，何来千里？就我个人来说，得失并不持重，而作为见证人，不能不在此说一说。我的名字3、4卷中都没有加署，我也不去争，后来被同志们发现，在总署名中署了。但只是“编写人员”而不是“主要编写人员”按罗等定出的标准，我在第3卷中的释文，不比3卷中的其他同志多，不能冠“主要”二字；在第4卷中的释文，不比4 卷中的其他同志多，也不能冠予“主要”二字。但两卷合起来的释文数量不比其他人少，前期工作又一笔勾销，管署名的当事人只能依“法”如此署名了。诸葛亮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知道就好了。

（2）、劳动与稿酬
《汉语大词典》编成后，是不断赚钱的。赚的钱到哪里去了？现在当然是归“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了。给我们编写者稿费，有些是公平的，有些是象征性，因为他们只按各人释文的字数付酬。并非接各人的真实贡献付酬的。就我来说，我是一点儿也不计较，给我多少算多少，举二例说一说：
其一，杭州师范学院《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十余人。编写组挂靠入杭师院，政治、组织、工会等活动就必须跟随杭师院，教学上也要给杭师院必要的帮助，杭师院不接纳，不安排编写地方，不给其他的方便。编写组领导当然同意。然组中十余人，大都是在别的单位已退要的教师。人事关系调入杭师院的，只有沈幼征、朱侃、殷作水和我四人。沈幼征老师年比我长十三岁，当时已六十余岁，超过退休年龄了。而且和浙江师院学院退休的程二如先生负责组里的审稿工作，较忙，不能抽身做别的工作。朱侃来自《杭州日报社》社，长期工作，嗓子沙哑，有咽炎等不能上课。我和殷作炎组是年纪最轻，我比他大一岁，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正当用。殷原是杭州市教育局干部，任杭州市编写组织长。整个组挂靠入杭师院，他的人事关系也转入杭州院，并继续当组长。他是党员兼管政治学习等。我兼管工会小组工作和有关与杭师院联系的编写组成员的福利、跑腿工作。杭师院是1978年新办的，师资缺乏，中文系在汉语课尤缺，那时已请了一名校外的马达远先生兼课。还有部分语音课，故校里需要我们词典组支援，编写组里经过讨论，觉得如果我们不教，必会影响整组与杭师院的关系。只得由组里决定：殷作炎兼语音课，我兼古汉语课。份量上，我比殷的重得多。接近一个专职古汉语教师的工作量，教两个班，60余人，全班上课，分班辅导，批改60余人作业。教学占用了我这么多的时间，对我《大词典》释之数量的影响必多，不言而喻，但为保证全组十余位同志安心释文，跟上五省一市各编写组的步伐，我担了此重任。不料，我的这些工作量在组里不是平摊的。拿稿费报酬，只按各人所释的字数计算，我又是白劳动了，好人难做。
其二，我1980年创造“高低笔号”排检法在全国都有所影响，《汉语大词典》是“古今兼收，源流并色”的，核实书证，翻检《四都备要》、《万有文库》、《丛书集成》三部大丛书中万卷以上的数千种书是很频繁的，费力很大，费时很多。为减轻五省一市各编写组，几百位编写人员核实书证等的同担，加快大家的释文进度，我编了一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丛书集成高低法目录通检》供大家使用。1980年初稿完成，在杭师院编写组里试用，效果很好。我们这些编写人员，对各种旧的检索法检索起来都是得心应手的，但对新的方法，不一定愿意接受，年龄越大的人，觉得越难。我的“言低法”殷作炎是支持的。我编的这部《通检》给殷初用了一下，他觉得是方便省时。有一次业务学习时间就请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用半个钟头向大家介绍，凡听的人都会使用了。我们对当时已七十多岁的程二如、卜远帆老先生等，没有作要求，没请他们听。而有趣的是我在向组里同志介绍时，卜老正巧在组里的书架上查资料，顺耳听到我讲，他好像并没有注意，但却听入耳了。随后他也试查了一下我编的三部大丛书检索。果真方便快速。以后他也成使用此《通检》积极分子。这部《通检》，组里的同志，几乎天天都会用到他。之后，我将它编成书，1981年作为“杭州师范学院学校丛书”出版。供所用编写人员使用。加快了大家编写的速度，三套大丛书，合共几千册（或卷），用此书查检，1分钟内大体可以查到，而这三套丛书是大家常翻检的，故大家称赞，浙江省第一次举行社会科学成果评奖，此书得二等奖。也不能说不是对《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有小小的贡献罢！写此《通检》全是用业余时间写的，没得到《大词典》编纂处任何报酬，是无私奉献。

（3）、生命与效力
我自下定决心为编纂《汉语大词典》作贡献后，勇往直前，我的家庭经济是很困难的，前面已经讲过，平时紧张工作，营养差，我每月65元多的工资，要养三个孩子，故天天青菜淡饭。尤其是1977年父亲久病过世，妻子身体也不好。我一方面悲痛过度，一方面坚决编纂工作不误，体力消耗过渡而倒下，经医院检查：白血球1400，血小板38000，红血球9克，很危险，浙江省第一医院血液科对白血球2000以下的病员大都已采取输血治疗，对我他们已束手无策，不收医我，暗示准备后事了。我当时的医疗关系在浙江中医院。心不死，经医生骨刺检查，诊断不是“再生障碍性盆血”而是“低下性贫血”，有一线希望。这时正碰上一位好中医，他是我爱人陈青洲学生的家长，叫魏奇延。他给了我勇气。他告诉我和青洲，不要输血、换血，因为“文革影响后，库存血液往往不纯”。“蔡老师若再加上其他疾病的感染就真无法治了。”那时我很怕冷，六七月间还穿棉袄，尤其是背脊椎，垫多少东西都热不起来。魏医师说：“蔡老师，你缺乏热量，我给你开七贴药，份量都很重，别人是不敢开的，但不要怕，你按要求吃下去，会热起来的。”魏医师开“一量附子”和其他的药组成方（他的药方我保留了很长时间，后几经搬家，遗失了，药名也忘了），当时浙江中医院药房对“附子”的用量是控制的，因为“附子”有毒性，弄得不好反伤人。一量药量的方子，只有魏医师的药方药房放行，其他医师是不会放行的。我们把此药方拿给别几位名中医看，大家都觉得厉害，其效果谁都不敢肯定，也提不出好药方。我想，西医、浙一血液科是我省最权威的科，他们没办法，其它医院也就无路可走。中医，其分旬医（包括当时浙江中医院院长）已束手无策。这时恰好我的同事也是好友黄洵燕老师来看我，陈青洲拿药方给他看。他见方子上有附子、干姜，他说：“好”。他父亲是“走方郎中”，有些单方他知道。他这一说，把陈青洲的信心鼓起来了。我们想，这药不吃只能等死。吃后要死也没办法，要好起来，那是大幸。于是就煎起来吃。青洲把一碗药分作几次给我吃，先试试看怎么样？第一贴药吃下去，不见有坏的反应，再吃第二贴。第四贴吃完也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办？我和青洲等左想右想，最后认为反正不坏下去就算是好，再吃，第五贴药吃下去，夜里睡觉，背脊骨有点儿热起来了，我很高兴，青洲很快告诉魏医师，魏医师嘱她，继续吃，七贴药吃完，我这个人的“鬼门关”有点过去了，对魏医师无限崇敬和感谢。此时我想，常言道：“死人是冰冷的”，我真的检验到了，我这就算死过一次了，没有什么再可怕，胆子反而大起来。之后在魏医师的不断医治下，健康逐步恢复。我编写组的同志都觉得奇怪，来看望我。我开玩笑说：“铁板新村不愿意收留我啊！”我仅全休三个月就继续编《大词典》，一个人，患急性病，体力是易恢复的，慢性病不容易。我从浙江省组调入杭师院组时，身体仍很虚弱。杭师院组的同志并不清楚我的病况。我的血球难得升到3000，升到3000，一量，又下降了。常在2000-2200左右。医生开证明要我休息。但我想，我们编词典不是坐班制，精神好的时候多做点，差的时候少做点，只与自己拼命，不与别人拼高低，凭良心做事。因此我没把假条交给组领导，组里的同志至今都不会知道，我未向别人说过。开会和政治、业务学习等我从未缺席。医生开给我的一月、半月、半休等假条很多，我都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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