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魔法师

Frank Wilczek　文　　X.-M. Deng　编译
　　唐·赫伯特，电视上的“魔法师先生”，于2007年6月12日去世。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魔法师先生。 去年夏天当我得知唐·赫伯特（Don Herbert）去世的消息，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变成了一个守候在黑白电视机屏幕前的小男孩儿，渴望着魔法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新的神奇——而令这些神奇更为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就隐藏在你的家里。
寻常人的魔法
“魔法师先生”系列从1951年到1965年一共播出了547集。我观看了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早期的几百集。魔法师先生在节目中展示的实验因 其简单而显得格外精彩。通过在你眼前一步步的操作，让你看清每一个细节，然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这个节目当时是现场直播的，他表演的地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 厨房。我们现在知道，隐藏在简单背后的是过人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魔法师先生所用的科学文献和演示档案就装了18个文件柜。

在每一集的节目中，都会有一到两个孩子参加，提出他们的问题并且协助完成实验。他们通常被称为“吉米”和“瑞塔”。魔法师先生就像对待大人一个样的对待这些孩子，认真地听取他们的问题，并且确保他们听懂了他的每一个回答。 当然，这不同于现代的交互式电视节目，但是我依然感觉我身在其中，因为有同龄人代表了我出席，而且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也会去尝试做这些实验。这些实验 中的绝大多数只需要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材料。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其中的许多实验，例如让芹菜变紫、把气球粘在墙上、用梳子吸起纸片、用麦杆支撑重物等。我 还报名参加了魔法师先生的俱乐部。每天送来的邮件都会让我充满好奇，而寄来的快报中也会教你新的实验还有关于这些实验的解释。
作为一个孩子，魔术师和魔术总是让我着迷。那么究竟什么是魔术，除了令人惊讶的表演之外还有什么？我向圣诞老人许愿，于是在圣诞节我得到了一些魔术 道具。我学习了一些技巧并且可以表演一些小魔术，但是令我着实失望的是“魔术”只是根据心理学设计的一些简单“骗术”。但是魔法师先生的魔术则要让人满意 得多。
好奇心的源泉
亚利士多德写道，所有的知识都始于好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说过：“我并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充满了好奇。”即使褪去这些言语中的修辞，它们依然把好奇心的重要性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教授对科学的好奇心呢？
这是一个看上去也许有点古怪的问题。人类的婴儿生来就具有好奇心。现代研究表明，在会说话甚至是在能正常地看到事物之前，婴儿就会注意到并且想去寻 找新奇的东西。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与通过预定的程序按部就班不同，人类的大脑在其弱小而漫长的婴儿期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完成了发育。虽然儿童身体 机能的脆弱性和开放性会有碍于他们的生存，但是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为认识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更为重要的。而回报就是我们的好奇心能使我们抓住机会 让我们在变化和惊奇中获益；除此之外，它还能让我们的脑细胞彼此连通时刻准备行动。
我们发育中的大脑会产生过量的脑细胞。他们彼此相同，但是为了生存会互相竞争。那些活跃积极的会茁壮成长，另一些则会受此影响忍饥挨饿最终死亡。这一机制也是为什么药物可以抑制神经活动的原因之一，因此诸如克他命、一氧化二氮和酒精对婴儿是尤其有害的。
但是随着儿童的成长，脑细胞之间的竞争会逐渐停止，脑细胞之间的网络会逐步形成。我们的祖先不会一直对哪些植物有毒而哪些又可以食用栽培、哪些动物 危险而哪些又可以驯服用来劳作保有好奇心，因为他们必须劳作生活。我们成熟中的大脑告诉我们，“已经学得够多了，是时候去工作繁衍下一代了！”
这样一个对学习和工作阶段的划分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平衡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是适当的，但是对于今天而言却并不是最理想的。现在 我们所面临的生存危险已经不再那么迫切，寿命也比以前更长，因此用于学习和实践的时间也应该加长。蕴藏在书籍、传统、文物中的对整个文化的知识积累同样也 需要我们去学习。同时，通过造福子孙后代，积累知识又为发现本身增添了额外的价值。因此综合所有的因素，我们天生的好奇心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生活，这一点尤 其体现在其过快的消失上。
因此，如何来培养好奇心呢？有三种办法：保护它；奖赏它；实践它。为了看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转的，让我们来研究一个案例：一个点燃了上千人好奇心的老师，好奇心教授魔法师先生。
好奇心的两大敌人分别是恐惧和满足。它们经常出现在谚语中，例如“好奇心会杀死猫”等等。也许对于猫来说，它们对陷阱好奇心的回报就是丰盛的食物。 魔法师先生的一些实验会涉及到火、化学反应甚至是机械装置，它们可能会让你陷入困境。当然，他会非常小心并且事先警告。但是通过这些实验让我们知道，巨大 的力量是可以被控制转而被利用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然，从广义上讲重子数是守恒的，但是魔法师先生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而他所需要的 材料却极为普通，在我们家中就能找到的。尽管这些材料对我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我们对它们所蕴含的潜能的认识却是全新的。
好奇心的另一个敌人是无用：好奇心不会得到奖赏。而魔法师先生展现给我们看的却正好相反。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看似离奇，但是通过提问和思考，你 也能把它搞明白。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看过了魔法师先生的节目之后，突然“明白了”许多现象：运动的正电荷和负电荷是如何解释静电的，气压是如何使得罐头 炸开的，棱镜是如何让你再现彩虹的光彩的。这些成功的喜悦决不亚于我日后在完成科研项目时的感受。而且我相信正是这些早期的喜悦使得我渴望得到更多。好奇 心的最佳伙伴是那些不断增强它的人。它们彰显的不仅仅是一种探索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魔法师先生从这18个文件柜和观看他节目的孩子们中辐射出了欢 乐，他为那些具有好奇心的孩子送去了礼物。
大大小小的魔法
现在其他的魔法显然更有名。
奥兹国的魔法师施展着他的神奇。他是魔法师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甚至更早。但是他们精心搭建的纸牌屋在好奇心之下会轰然倒塌，因此他们会躲避好奇心。
哈利·波特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上演着比绿野仙踪更离奇的神奇故事。在故事里，由于任何事情都能发生，而且你今天所学无法告诉你明天会发 生，因此好奇心没有容身之地。不需要智力劳动你就能获得巨大的力量，其间充满了对“天才”这一浪漫概念的遐想。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所有的小偷也是 通过诚实劳动来获利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虚构的概念正在被吸收并且内化。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超出自己认知的现象？每一个魔法师都有所不同。奥兹国的魔法师崇敬而害怕它们，哈利·波特从表面上接受它们，而魔法师先生则仔细推敲、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弄懂它们。他才是真正的魔法师，也是最好的魔法师。
更多的魔法师先生
在1951年唐·赫伯特首次登台之前，理查德·费曼有着自己的魔法师父亲。在一次采访中，费曼描述了他的父亲是如何给他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除了 读之外还会提问、思考。他说，我们读到的任何东西都会转换到现实中，我会试图搞清楚它的真正内涵。他还描述了一些用马车和小球来演示惯性的实验。费曼在采 访中说，这就是我父亲用例子和讨论来教育我的方式，没有压力，只有开心和有趣的讨论。
对于那些想保留孩子的好奇心或者想培养另一个费曼的父母也应该看看“魔法师先生”这个节目。

ref: http://gezhi.org/blog/1395

蒋介石日记.14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2月号。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1985年，美国人迈可•考尔斯（GardnerMilkCowles）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题名《迈可回顾》（MilkLooksBack），其中写到，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LewisWillkie）访问重庆时，宋美龄曾与之有过“风流韵事”，蒋介石发觉后，气愤地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由于考尔斯是威尔基当年访华时的随员，因此，上述情节很容易取信于人。1986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10月号译载了考尔斯的有关回忆。1995年，李敖等在其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中加以引用，并作了详细的论证和分析。其后，李敖又单独署名，写作《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蒋介石捉奸记》、《宋美龄和谁通奸》等文，陆续发表于《万岁评论丛书》、《真相丛书》、《乌鸦评论》、《李敖电子报》、《礼敖大全集》等处。近年来，大陆出版的某些图书、刊物以及网站，也都乐于传播此说，竞相宣扬。某著名编剧甚至写到了电视剧剧本中。

如果是里巷儿女之间的偷情，并不值得重视，但是，事情发生在中美两国的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之间，又经过上述出版物的渲染，就不得不认真加以考察了。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

为了考察方便，并利于读者思考、判断，笔者不得不首先引述考尔斯的有关回忆。《迈可回顾》一书写道：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的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足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那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随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考尔斯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里斯论坛报》（MinneapolisTribune）和爱荷华州《狄盟市注册报》（DesMoinesRegister）记者，后来创办《展望》（Look）周刊，应该说，他的这段故事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但是，这实在是一个破绽百出，编造得非常荒唐，非常拙劣的故事。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

威尔基于10月2日由成都到达重庆，7日下午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其间行程斑斑可考。为了以确凿的证据揭露考尔斯所编“绯闻”的荒唐，笔者现依据当时重庆《大公报》的报导及相关档案，将威尔基与考尔斯在重庆的活动排列于下：

10月2日，威尔基等一行于下午3时46分，由成都抵达重庆。旋即驱车入城参观市容。6时许至旅邸休息。

10月3日，上午9时起，在美国大使高斯陪同下，威尔基偕其随员考尔斯（当时翻译为高而思）、白纳斯、鲍培，陆续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秉常、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

10时40分，拜会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谈至11时15分。

11时3刻，威尔基、考尔斯、白纳斯、鲍培赴国民政府，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时，林森设宴招待威尔基。出席者有居正、于右任、孔祥熙、美国大使高斯、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等。

下午3时半，威尔基参观中央训练团，发表演说，长达一小时余。

5时至6时，美国大使高斯假座重庆嘉陵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威尔基，到场有孙科、于右任等中外来宾三百余人。6时许散会。

晚8时，蒋介石及宋美龄假军委会礼堂设宴欢迎威尔基。参加者有威尔基及其随员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司令、苏联大使潘友新、英国大使薛穆及澳、荷、捷克等国外交使节与夫人。中国方面参加者有宋庆龄、孔祥熙夫妇、孙科夫妇、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吴铁城、冯玉祥、何应钦等多人。

10月4日晨，威尔基由翁文灏陪同，参观重庆工厂。中午，翁在中央造纸厂设宴招待。下午，威尔基返城。

同日下午4时，宋美龄以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会长名义假外交部举行茶会，欢迎美国总统代表、美国援华会名誉会长威尔基。出席宋庆龄、孔祥熙、孙科、史迪威及威尔基随员考尔斯、白纳斯、皮耳海军少校、梅森陆军少校及中外记者百余人。威尔基首先参观儿童保育院及抗属工厂作品展览，宋美龄为之“一一加以说明 ”。参观后，茶会开始，由儿童保育院儿童表演歌舞及合唱。进茶点后，宋美龄致欢迎词，威尔基作答。6时散会。

晚，蒋介石与威尔基长谈3小时半，宋美龄任翻译。

1月5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顾毓琇陪同，参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及南开中学。12时返城，参加教育部长陈立夫举行的宴会。下午至晚间，蒋介石、宋美龄继续与威尔基晤谈。同日，受到威尔基接见的还有史迪威、胡霖、张伯苓、周恩来等人。

10月6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俞大维陪同，参观兵工厂。

中午，何应钦在军委会设宴招待威尔基。午后四时，中美、中英、中苏、中法文化协会等18个团体在嘉陵宾馆举行联合茶会，欢迎威尔基一行。到场有美国大使高斯、苏联大使潘友新及王世杰、冯玉祥等三百余人，由吴铁城致欢迎词。

5时50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访问威尔基。

午后7时，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及中美文化协会主席的身份在重庆范庄私邸设宴招待威尔基，宋美龄、宋庆龄、孙科、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等及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陈纳德，威尔基的随员白纳斯、皮尔、梅森等一百余人参加。席设范庄草坪，所用为“新生活自助餐”。

10月7日晨，蒋介石、宋美龄共同接见威尔基，同进早餐。

9时，威尔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并回答提问。

10时，威尔基由董显光陪同，参观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出面招待，导往各办公室参观。至11时结束。

下午4时半，由重庆飞抵西安。

综观上述日程，可见整个威尔基访渝期间，由蒋介石主持，宋美龄参加的欢迎宴会只有10月3日晚一次。这次，威尔基和考尔斯都参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次宴会，而不是考尔斯回忆中所说的会后还需要回到宋宅补进“晚餐”的“招待会”。会后也不如考尔斯所述，客人们分散谈话，以致威尔基可以乘机和宋美龄相约，溜出去偷情。关于宴后情况，重庆《大公报》报道说：宴毕，由中央广播电台表演国乐。“音乐节目进行时，威氏倾耳细听，极为注意。每一节目奏毕时，威氏即向蒋夫人询问甚久，蒋夫人则详加解释。”“全部音乐节目完毕，威氏即登台参观乐器。各大使亦继其后。威氏对每一种乐器均详加研究，蒋夫人以极愉快之情逐予解说。蒋夫人并亲抚古琴以示威氏，威氏叹为观止。”“十时半许，一夕盛会尽欢而散。”这其间，有威尔基与宋美龄调情、相约、出溜的机会吗？

重要的是，威尔基来华前和宋美龄从未谋面，到重庆后，3日中午，和蒋氏夫妇仅有35分钟的谈话。晚宴时，威尔基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怎么可能迅速升温，达到互相默契，外出偷情的高热度呢？

人的记忆常常不很准确。是不是事情发生在其他日子，考尔斯的回忆发生部分误差了呢？也不是。

4日。这一天，宋美龄为威尔基举行欢迎茶会，考尔斯是到会者之一。有无可能，偷情发生在这一天晚上呢？然而，档案记载，当晚，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宋美龄任翻译。双方长谈三小时半，不可能发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掩护，自己和宋美龄开溜的事。

5日。根据档案记载，蒋介石、宋美龄与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自下午5时15分起至8时15分止，地点在重庆九龙坡蒋介石官邸。谈话后，同至曾家岩进晚餐，饭后继续谈话，宋美龄始终在场，也不可能发生和威尔基共同开溜之事。

6日。孔祥熙在私邸草坪设宴欢迎威尔基。此次宴会取“自助餐”形式，有点儿像考尔斯回忆所述的“招待会”了，然而，这次宴会，蒋介石并未参加，考尔斯也未出席，自然，不可能产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打掩护，纠缠蒋介石以分散其注意力一类情节。据《大公报》报道，当日的情况是：孔祥熙致欢迎词。8时15分，威尔基致答词，其后即在范庄向中国全国发表演讲词。词毕，继续进餐。餐毕，放映电影。8时许，宴会结束。又据威尔基自述：晚饭吃过之后，他即受宋美龄之邀，一起入室，与宋蔼龄“大聊特聊”，一起谈到晚上11点，然后是孔祥熙进来，加入“龙门阵”。这是威尔基等在重庆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威尔基等就离开了。
可见，在威尔基停留在重庆的六天中，不可能发生考尔斯“回忆”所述的一类情节。

此外，现存的蒋介石和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记录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根据蒋介石本人的统计，他和威尔基的谈话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之多，分别之前，蒋并友好地向威尔基表示，将来旅顺、大连可由中美共同使用。这种情况也表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

考尔斯的“回忆”还有其他不少明显的破绽。

第一，蒋介石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来宾众多，蒋介石要一一会见、寒暄的高贵来宾也很多。考尔斯只是威尔基的一介随员，怎么可能用“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缠住蒋介石达“一小时”之久？

第二，蒋介石仅仅在“招待会”上一时不见了威尔基与宋美龄，何以就轻率地断定二人出外偷情，以致于“盛怒狂奔”，率领持枪卫兵冲进威尔基住地，亲自搜查？蒋介石手下特务无数，要了解威、宋何在，何须亲自操劳？此类事情，越秘密越好，蒋介石带着卫兵，当着考尔斯的面搜查，一旦果有其事，当场捉出，一个是罗斯福的特使，一个是自己的夫人，蒋介石将何以善其后？

第三，蒋介石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方面的最高军事统帅，又在盛怒中，怎么可能先向考尔斯“一鞠躬”？

第四，威尔基是美国共和党的领袖，罗斯福的特使，考尔斯怎么可能谩骂他：“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第五，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出访美国是件大事，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很多准备，签证也需要时间，威尔基预定10月9日离华，怎么可能邀请宋美龄“同返华盛顿 ”；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自然懂得她的出访并非小事，数日之内不可能仓促启程，怎么可能在听说不能与威尔基同行之后，就用“长指甲”朝考尔斯的面颊“使劲地抓下去”？

第六，考尔斯对威尔基说：“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的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威尔基在重庆停留的时日不过6天，即使威、宋之间有什么“风流韵事”，报业何从知晓？传播何能如此之快？如此之“足够多”？

以上六条，条条足以证明，考尔斯的“回忆”是编造的，而且编造得极为拙劣、低下。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

威尔基于1942年10月14日回到美国。同年11月26日，宋美龄相继抵达，开始了对美国的长达7个多月的访问。此事是否肇因于威尔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档案记载，邀请宋美龄访美的是罗斯福总统夫妇，1942年8月2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本人及夫人都非常盼望“蒋夫人能即来敝国”。9月16 日，罗斯福夫妇再次致电蒋介石，重申这一邀请。这两次邀请都在威尔基访华之前，可见，宋美龄访美，既非肇因于威尔基，也不需要依赖威尔基的力量。

威尔基确曾积极推动宋美龄访美。根据威尔基的回忆《天下一家》（OneWorld）等资料，可知10月5日，威尔基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曾建议宋美龄去美作亲善访问。10月6日晚，威尔基在和孔祥熙谈话时，又说明其理由是：美国人亟需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该帮助教育美国人。蒋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为有效的影响力。他说，凭借蒋夫人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威尔基回美后，还曾向罗斯福转达过宋美龄希望访美的口信。但是，威尔基的这些举动，都是在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和指示。在很长时期内，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漠视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威尔基反对日本侵华，对中国友好，积极主张援助中国抗日。1940 年，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就主张“应予中国以经济上之援助”。1942年，他多次发表演说，指责日本“以野蛮手段肆意侵略较弱之国家”，认为“日本为吾人之敌”，而“中国为吾人之友”。他高度评价中国抗战，认为“过去五年来，美国人民甚少能认识中国抗战对于吾人全部文明之重要意义者”。在这些方面，他和罗斯福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宋美龄访美，则一是为了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援，二是为了治病。

抗战爆发后，宋美龄即积极投身对外宣传，特别是对美宣传。她积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接见外国记者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抗战。她的宣传受到美国舆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42年秋，中国抗战还处于艰难时期，自然有进一步争取美国支持的必要。

同时，这一时期，宋美龄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迫使她下决心赴美治疗，抗战初期，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突遇日机空袭，宋美龄的座车在匆忙躲闪中倾覆，宋美龄不幸受伤。自此，宋美龄即长期多病。1942年10月下旬，宋美龄的身体状况日差，蒋介石担心宋患有癌症，决定命宋赴美治疗。同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 妻体弱时病，未能发现病因，甚忧。”29日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

可见，宋美龄访美也与她和威尔基之间的所谓“私情”完全无关。

这一阶段，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

如果宋美龄和威尔基之间确有“风流韵事”，蒋介石又曾“发怒狂奔”，率兵搜查，那末，他们二人之间一定会发生感情危机，但是，现存蒋介石日记（未刊）却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宋美龄访美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愁肠百结。如：

11月2日日记云：“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惟默祷上帝保佑而已。”

11月17日日记云：“下午与妻到听江亭廊前谈对美总统谈话要领十项后回寓。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将别为忧也。”

11月18日日记云：“五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时，送妻至九龙铺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换大机……十二时，送妻登机，见其机大……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并愿上帝赐予生育子女，默祷以补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宋美龄启程后，蒋介石倍感惆怅，11月19日日记云：“‘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

宋美龄抵美后，蒋介石仍然思念不已。如：

11月28日日记云：“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11月29日日记云：“妻于十八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12月1日日记云：“本日为余夫妇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晨起，先谢上帝保佑与扶掖成全之恩德。接妻祝电。晚，往孔宅大姊处举葡萄酒恭祝余妻康健。”

12月31日日记云：“惟以妻在美不能共同团圆为念。”

1943年2月4日日记云：“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极矣。”

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如果宋美龄与威尔基有私情，蒋介石又确有所觉，他能写得出上述日记吗？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有过两三次感情危机。例如，1940年10月，宋美龄赴香港养病，曾长期拒绝回渝。次年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覆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这段日记表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矛盾（关于此，笔者有另文分析）。而蒋在宋美龄赴美前后的日记表明，二人之间当时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 考尔斯并非威、宋“绯闻”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国人艾贝尔（TylerAbell）整理、出版的其父皮尔逊日记（DrewPearsonDiaries）的上册中就有记载。该书谈到，威尔基以罗斯福总统特使名义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蒋委员长盛怒之下，带宪兵到南岸官邸去捉奸，并无所获；威尔基临行去向蒋夫人辞行，闭门二十分钟才出来，等等。考尔斯所述正是皮尔逊日记有关说法的细致化。皮尔逊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其人文品不佳，专门挖人阴私，曾被罗斯福斥为“习惯造谣的人”。威尔基访华期间他并不在重庆，更与威尔基没有密切关系。其日记始于1949年，止于1959年，所述宋、威之间的风流韵事完全是事隔多年的道听途说，本无多大价值。然而，由于其事具有“商业价值”，所以日记出版后，迅速受到注意，被美国的每月书会列为重点推荐书目。该会当月的书讯在介绍该日记时不仅刊出威尔基与宋美龄的并列照片，而且下题“匆匆的结合 ”（Ahastyliaison）数字。事为台湾驻纽约新闻处主任陆以正发现，上报台湾新闻局，新闻局不敢再继续上报，但宋美龄已读到了一位好事的美国老太太寄来的书讯，大为震怒，指令陆以正在美国《纽约时报》等十大报纸刊登全页广告辟谣。陆以正经过反复考虑，并经宋美龄同意，先向该书的出版公司交涉，要求更正，遭到拒绝。其后，陆以正即收集证据、证词，代表宋美龄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出版公司与艾贝尔赔偿宋美龄的名誉损失三百万美元。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磋商，出版商最终接受三项条件：一、公开道歉；二、承诺在本书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三、律师费由双方各自负担，被告方赔偿起诉方诉状费、送达费、存证信函费等共七百多美元。此三项条件经宋美龄批准。后来，《皮尔逊日记》上册再未重印，中、下两册则胎死腹中，永未出版以上情况，俱见陆以正所著《微臣无力可回天》一书，台北天下文化书坊2002年4月出版，兹不赘述。 考尔斯反复无常据说，按英美制度，提出诽谤诉讼，原告如为公众人物，有责任提出对方诽谤不能成立的证据。陆以正代表宋美龄控告皮尔逊日记的出版者及编者，就必须设法证明该书所述纯属子虚。 在找寻证据的过程中，陆以正找到了考尔斯（陆书译作柯尔斯）。其情况，陆书写道：我去见柯尔斯，他没想到事隔三十年。还有人记得他曾在战时到过重庆，相谈甚欢。我问他《皮尔逊日记》所提的故事是否正确，他大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我说可否请他给我一封信，以当年陪伴威尔基访华记者的身份，说明绝无此事。他马上唤女秘书进来，口授了一封信，签名交给了我。这样豪爽的个性，至今令我难忘。陆以正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大概也一直没有发现，当年这位保证“绝对没有”此事的“证人”十一年后又在“回忆”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活灵活现地描述了本文一开始引录的那段“风流韵事”。怎样理解考尔斯的反复无常呢？看来，只能用“商业价值”来解释了。为了吸引读者，考尔斯在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终于觉得那段“八卦新闻”还是很有用；而且，即使再为台湾方面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皮尔逊日记》的官司不是七百多美元就了结了吗？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3年5月号及《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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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乘去美国探亲之际，于5月前往该处翻阅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时间是 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共22天；然后寄回国内交由同事孙彩霞编审编排整理，并加文字说明。日记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版面的页面书写，在正页 的上下两端以及左右两侧也写有内容。日记有的地方写有“续昨”，还有的在页前写“（接上页）”，页后写“（接下页）”，由此推断，日记的部分内容不是当日 记述，而系日后补记。因日记原件不能对外，提供读者的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以□替代。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在 一些地方添加注解，个别明显有误或能推断内容的文字也力所能及地指出。

虽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蒋介石档案《困勉记》公布了日 记的部分内容，但因为这两者都意在表现蒋介石在“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 映日记原貌。现在公布的日记原件，为西安事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关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安会面晤谈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 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此事，并概括说蒋介石做了三点承诺，但蒋介石一再否认曾在西安事变期间做过任何违心的承诺与让步，《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 回忆录》对此一无所记，以至于这一问题长期成为悬案，后人争论不休。现公布的日记原件 25日记载：周恩来在这天上午与蒋介石第二次会面，希望蒋介石亲自表态“以后不剿共”。周恩来答应蒋介石提出的以后中共拥护其领导，红军接受其指挥。蒋介 石则明确同意对红军不但不进剿，而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这一记载和周恩来所概括的蒋介石对中共的承诺基本一致，也与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吻合。由此， 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论基本上尘埃落定。又如：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提到蒋介石事变时在一天之内写下三份遗书，即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蒋纬国和全国国 民，但从未有人看见过具体内容，此次也是首次公布。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 辕，亲自坐镇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对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至潼关一带，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形成大兵压境之势。但在此之 前，张学良、杨虎城鉴于日军入侵华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以及在和红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多方面的团结 争取下，已经改变了过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内战政策，同共产党和红军达成协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到达西安后，张学良曾多次前往蒋 的住处，苦口劝谏，请求他改变内战政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的申斥。蒋介石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

雪耻静敬澹一
预定：一、陕南决派廿八师进剿，抑派四十师乎？二、樊军拟派陕北。三、孙军暂驻陕南。四、发表蒋卫名义。五、各清剿区主任参加。六、催三军填防。七、催筑天水铁路。八、复曾鼎铭信。
注意：一、对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但于心不安。
二、此人小事精明，心志不定，可悲也。
三、对蓉案之解决，须待绥远、青岛问题之先解决也。
四、王英所部杀倭寇反正，恐倭寇恼羞成怒乎，抑其以后不敢利用匪奸乎？
上午批阅，传见十三师官长。下午与汉卿谈话，心甚悲愤。晚与虎城、武鸣谈话。

由于蒋介石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劝谏，张学良和杨虎城便决心扣蒋，实行兵谏，并分别加紧周密部署。蒋介石11日日记记载：张学良、杨虎城部署的行动，引起了他的怀疑，但未加深究，没有加强戒备和防范。

雪耻住华清池
预定：一、第二期整军武器补充计划核定。
二、智囊团条例及组组[织]纲领草案成。
注意：一、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时心颇犹豫，及回厅前，见有军用汽车由西向东者甚多，心又疑虑。但以批阅公文之时间已到，乃即入室批阅，亦不复深究此种种发现之状态。
二、黎天才与孙蔚如（杨部）二人忽来求见，余心又稍□[疑]，然亦照见。其实此二人乃张、杨派来探察余是否仍在行辕也。
晚，招张、杨、于（指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笔者注）与中央各将领（在此句前面写有续昨——笔者注）来行辕会议进剿计划。杨、于不到，而张之行色匆 忙，精神慌[恍]惚，甚觉有异，乃以为其今日来时，或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又以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
昨十时前临睡时，余心更觉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可虑，本欲招钱慕尹叮嘱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然以寝时已到，亦不再招，以余过十时以后临寝，即欲失眠，故亦不加防范也。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日黎明时分，蒋介石被活捉；同时，西安城内蒋介石的随从军政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十余 人也全部被拘。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即通电全国，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 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 会议。蒋介石在是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被执经过：

雪耻成仁取义住西安新城绥靖公署
十二日上午五时半，余床上运动已 毕，正在起床批[披]衣时，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发，余即命侍卫速即往查。少顷，闻第二发枪声继起，此后枪声连发不止。余乃知为东北军叛变，即带竺培基与蒋孝 镇（竺培基是蒋介石的侍卫官，蒋孝镇系蒋介石的侄子——笔者注）上后山，经飞虹桥到东侧后门。以门锁紧闭，未得开钥，不得出，乃即越墙而出。是墙内低约丈 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余。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三分[钟]，时乃勉强起行。及至骊山娘庙时，已有余 卫兵守候。见余，乃即负余登山，但山甚徙[陡]，东面有[又]无山路，而西面山上也恐遇叛兵也。行不百余步，以无路之山而又倾斜，甚急，卫兵力乏，余乃自 行。行约半小时，将登山巅，卫兵告余曰，至此已出险，当无虑。乃少息，一面令卫兵向巅上侦察有无叛兵。
少顷，手枪与轻机枪自巅上向余身上连发，卫兵已多中弹射死。余乃单身下山，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此时天已黎明，由穴中向外探望，见叛兵行动皆甚瞭然。
不一时机枪与迫击炮声大作，余乃知行辕卫兵尚在抵抗中，所以叛兵乃用炮进攻也。此时当在九时许矣。
自此即不闻枪炮声。叛兵乃登山搜索，行经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并未发见。忽闻离余穴约二十余步之处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孝镇尚在余之 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里有一个是 著便衣的。又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应声曰，先击他一枪再□□□□□□□□□□□□□□□□□□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乱。”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 尚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应之曰：“余即蒋委员长。”问曰：“你是委员长吗，请委员长暂驻。”余曰：“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 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为我们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 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放三枪，声言委员长在此地。
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余问其姓名，彼答曰：余乃沈[孙]鸣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之卫队第二营□共产党也，以□□□□党也。此余被执时经过之大略也。

蒋介石被捉后，由搜山的卫队营官将他背下山，然后乘轿车回西安城内，扣押在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蒋介石13日日记云：

雪耻住新城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张连来见余四次，见其暗泣二次。余不知其所以然。是夜十二时半，孙营长逼余迁往，余坚不允。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戴季陶等人坚决主张“讨伐” 张学良、杨虎城，轰炸西安，并扣压了事变后张学良拍给孔祥熙、宋美龄说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苦衷以及保证蒋介石安全的电报。当时在上海的孔宋家族主要成员宋 子文、宋美龄和孔祥熙等人连夜出发，于13日晨到达南京。他们见到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后，认为主要是为了抗日，只要同意抗日，事变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 因而反对讨伐。不过因张学良发给他们的电报被南京扣压，蒋介石的情况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真实意图都无法知道。于是宋美龄派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 的端纳，飞往西安了解真相。14日端纳携带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到达西安，通过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详尽地了解了他们的主张后，对蒋介石进行了劝 说。蒋介石态度有所和缓，同意迁出新城大楼。14日，蒋介石日记写道：

雪耻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接近，为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并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
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张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
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伪泣也。
张持端纳电文示余，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成声，而张亦假泣。□□□□□□知余二人在此对泣，其人之投机与无耻至此。其实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非为彼泣，而余亦与之对泣也。

随同端纳一起来到西安的还有黄仁霖，他是励志社和新生活运动的负责人，同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关系均极为亲密。蒋介石15日和16日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见到黄仁霖，委托黄仁霖设法转交他写给宋美龄的信件（实际上等同遗嘱）一事。

雪耻住同前。以至暂至轻之痛苦，换得永久永生之胜利，小心勉之
十四夕移住张宅后，余欲其实行在新城所约之言，即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送余早日回京也。及至其家，彼食前言，并提出八条件，并 言此事有红军亦参加其间，故须事事□决。又言余太旧太右。余问其何为右，则彼答非所问。（此段文字加于15日日记正文旁——笔者注）
□□□[张学良]以通信社电告余，以日本第三舰队集中，及华阴方面中央军前进之消息，见其状似甚悔悟，有欲求陕事速了之意。但未知其用意果何在也。张又云：“如果为此亡国，余只有二路：一则自杀；一则上□”云。（此段文字也加在15日日记旁——笔者注）
十五日，余甚盼黄仁霖来见，携余信寄妻也。以黄昨与端纳同来，亦余妻使其来见也。张恐黄见余时将知真情，乃令黄候于机场，而将余信欲派人转送机场，言黄 如再来时已不及也。余对张又贱视，不与之言，亦不写信。其后端纳出而为张言，如此太不对。然后张乃约黄来见余。事前张谓余曰，汝见黄时不必多言，只言身体 （以下文字系16日所写。蒋介石在是日日记提要栏内写：“雪耻。住同前。人生何为，惟留正气在人间耳——笔者注）甚好，以慰夫人足矣。余不之答。见黄时， 余乃写妻信。大意为：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 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写毕，余为黄朗诵者 二，恐张扣此函，而使黄回京见妻时，能以此意口头报余妻也。
黄出，张果将此函劫持不发，并令黄亦留陕，不准回京报告也。以张本欲求余妻来陕调解，而余函尾有余妻切勿来陕之句，则于其鬼[诡]计不售也。然尔不敢获罪于余妻，乃私属端纳飞回洛阳拍电话于余妻以慰之。盖张惟一希望，为余妻在京能阻止中央军攻陕也。

南京国民政府于16日明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向西安进军，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同日，经端纳斡旋，宋美龄表示 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当日晚，张学良请被扣押的蒋百里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利用这个机 会，提出以限期送他回南京为交换条件。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

雪耻住同前读圣贤书，受圣水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其将何以对生我之天地与父母也
是日鲍文樾来见，并言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也。其实鲍之来见，乃张所指使，欺余以为黄已回洛而已。
是晚张来见曰，此□□为虎城早已催促再三，余始终未允。惟十日受你痛斥刺激太深，故始允纳，然后悔莫及。
十六日下午，端纳回来。是晚张托蒋百里先生来见余，托余致函中央，勿即攻陕，不久当可出来。余答曰：“如有一期限送余回京，则余可致函中央，或能停止进攻。”
张来为余言，前方已冲突，中央军在华县城与杨军接触，如仍向前攻，则此间军队只有退却云。余知其退却一语，乃借此恫吓余，将挟余他往之意。余置之不答。相信若彼言欲四日至七日，则此为缓兵之计，中央必不信也。

17日，蒋介石写信给何应钦，令他19日前停止军事行动。同日下午，蒋鼎文（字铭三）带着此信乘飞机专程送往南京。19日，南京方面接到蒋介石手令后，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身份飞西安营救蒋介石，并决定停止轰炸到22日。18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住同昨临难毋过[苟]免，庶不愧为黄帝之子孙
以张今晨来见余时，行色仓皇曰：“昨言我已将委员会说服，本定四日至七日可以送你出去，不料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突然进攻，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 ”余闻其四日之[至]七日之期，乃知此为逆辈欲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颇安，以苏俄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为，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为人也。
十七日上午，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言曰，张意即照委员长三日内回京之意致函中央，并令停止进攻，请派蒋铭三携信回洛。余乃允之。致函敬之，属其暂停三日，至星期六为限。
下午，张又来见余曰：“不管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故刻已送铭三上机场飞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甚急，而一方则知张“余事再议”一语，是其为欲图赖三日之约之余地。固知张为急则求援，缓则罔信之徒也。
十八日晚，张来言，今接电称，子文、墨三（指顾祝同——笔者注）皆将来西安。又言墨三电称，如张与虎城二人中之一人能约地相见，则墨三当可出面调解。张 又言□□已复顾电称委座望你来西安甚切云。余乃始安心墨三之不来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张对中央将领一网打尽之计更售矣。张又云，铭三到京，尚无来电云。
是日铭三到京，正决定中央对西安剿抚之议。余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蒋介石移居高公馆后，虽然对张学良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拒绝与张学良谈判的立场没有改变。19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住同昨昨日以前，上身骨髓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大痛，几不能起座也
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
看墨子完。
十九日，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之约言为诈也。
是晚，张又来见，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之确讯。惟铭三来电则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云。彼又言：“前所要求各件，最好能实行几条，以便速了此事。 ”余曰：“此八条件，如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行。”彼曰：“现在只须四条，无须八条。”余曰：“所删者何四条？”彼曰：“后四条皆可不谈。所谓后四条 者，即：一、建立人民阵线；二、联俄；三、容共；四、实行总理遗嘱是也。”余始则骇然，继乃知彼等对第三国际请示之结果，不愿提此四条，以避去共党参加此 事之嫌疑也。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荒谬如此，无能为之助也。
是夜，张又以警告方式言余曰：“现在中央政府皆为亲日派、贪污者所包 围，你（指余）虽有御侮五分之决心，但易为群肖六分亲日之势力所打消。”余问其所谓贪污与亲日者之证据何在。彼曰：“如要证据，则现无犯罪之人矣。”彼乃 指杨畅卿（杨永泰，字畅卿，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之一。1935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0月被暗杀——笔者注）而言曰：“夏斗寅之妻明告其妻曰，杨受其十 万元贿赂。”余乃斥之曰：“杨要受贿，在余左右虽数百万元亦不难得，何贪此少数，而且何能受彼之贿，此虽至愚者亦能辨其真伪而竟信之，试问证据何在。且杨 为余所用之人员，杨之□□□□□□□□□，皆应由余个人负责，随时可以杀，余只要你有切实指证其事实可也。”彼又无言而退。（此段话写在正文的上端和旁边 ——笔者注）

20日，宋子文以私人名义飞抵西安，张学良对他明确表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一致同意，只要蒋介石答应八项 主张，就放他回南京。张学良、端纳和宋子文一同见蒋，宋子文转交宋美龄致蒋函。随后，宋子文单独和蒋介石谈话。20日蒋介石日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其与宋子 文会面的情形：

雪耻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本日上午，时闻飞机声。余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经开战，故空军对西安不时来侦察敌情也。
谁知子文不一时与端纳及张来见，余不知泪自何来。子文即□[出]妻函交余，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不觉咽呜，不忍出言者再。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
次乃询问彼此情状。余将余之日记为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相谈约半小时，余催其速出，盖恐久谈为张所疑也。余并将以应即速进兵之意见属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
晚傍，子文又来见余，约谈半小时。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为公，而不可为私。□□□□□□□□□□□□□□□□□□□
是晚，张来言曰：“趁子文在此之机，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余曰：“余不回京，无论何事皆不能办也。”

在西安事变两周年时，蒋介石捡出了时间落款为1936年12月20日写给宋美龄和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录于1936年12月13日日记内。日记云：

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 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 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 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十二月二十日

另外，据蒋介石1938年12月20日日记，在这一天他另写有告全国国民的遗嘱，遗嘱全文如下：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 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 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 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蒋中正。

蒋介石告全国国民遗嘱，连同上述给宋美龄和蒋经国、蒋纬国 的两份遗嘱，均交宋子文携回转交，但被张学良扣留。有一点值得讨论，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记述蒋介石交遗嘱时间系21日，而且是在宋第二次见蒋时，与蒋 介石日记记载不同。从蒋介石三份遗嘱落款时间来讲，系20日所完成，同日送给宋子文，似乎有巧合之嫌，21日送给宋子文似乎更为合理。但究竟谁是谁非，尚 待考证。
21日，宋子文离西安回南京，行前向蒋介石辞行。21日蒋介石日记云：他授意宋子文，五日内进攻西安，则他的生命可保安全；又嘱咐宋子文不要再来西安，也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

雪耻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上午十一时许，余正在睡中，子文忽入门，余目犹迷雾，不辨其为子文也。少顷清醒，始识其真为子文，告余曰：“余（子文）即欲回去，后日或将再来。”余甚 骇其回去之速。以彼昨告余，约住三日再回京也。余拟欲与之私言数语，彼乃近余曰：“门外有人窃视偷听，已不便言，惟京中军事计划与兄相同也。”余曰： “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
彼不愿与余多言。余知其意，乃托二语曰：“尔切不再来。”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兵；其次切属余妻，无论如何余不欲其来此地，务请转达。彼乃强应之。又曰：“我约后日回来。”余以手势示之切勿再言。彼曰：“不要紧，彼等对余尚好也。”
子文既出，仍回身向余曰：“余后日必回。”余知其不忍离舍之状，亦未有甚于此者也。
晚间，张来言，称彼须离此一二日。余问何往？彼曰：“前方已开战，且杀伤甚多，故推彼往前方指挥。”观其语意，似想探余对其所言者是否惊恐也。余泰然处之，彼乃拜去。

是日，宋子文与蒋介石辞行告别，情形悲惨，以至蒋介石刻骨铭心，后来他在是日日记上加写了如下字句：

此时诚为生离死别，托家托妻之状，今日回忆，任何悲惨苦痛，未有甚于此者也。

在蒋介石期盼南京迅速进攻西安时，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戴笠一行到达西安。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悲喜交集，不可名状。是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今日唯静盼飞机与炮声能早入于余□[耳]鼓。
昨夜张之状态，叛军必于[已]惨败，中央军进展必速也。不料待至傍晚，仍无所闻。而贤妻忽于下午四时余飞到西安营救，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余切属子文劝 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是日为冬至，早清晨祷告毕，翻阅圣经，恰至耶□□□一节，其文句为：“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也。”
妻先告余以外间各方情况，并劝余能先设法出去再说。余曰：“妻来此，须知为公而非为私，为国家而非为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 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难□□□□。”妻曰：余决不使夫君签字或违法□，夫可安心。但余来，夫有□□□□□□□□□□□□□□□□

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的邀请，17日周恩来率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等以红军代表团名义到达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推动抗日，做了许多工作。蒋介石 授意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出面谈判。23日，宋子文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即双方停战，南京方面撤军 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 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个人表示同意，并承诺向蒋介石转达。关于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 后再释放爱国七领袖，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蒋介石才能回南京。23日蒋介石日记记载表明：由宋子文出面谈判系其授意，其中还说 道，他事先授意宋子文谢绝周恩来要见蒋介石的要求，约定由宋美龄次日上午代见。这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载23日周恩来曾和宋美龄谈 话有所不同。23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属子文准见周某
清晨未起，趁监视者不能窥视时，余乃窃为妻私语曰：此事症结 □□□□□[在于共产党]。该党代表周恩来前托张要求见余，余坚拒。而现今子文已来此，不如属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后子文即约彼相 见，与张、杨同座会议□□□□□□□子文与之所谈者之大略。子文对其所谈结果，颇觉满意。以彼□□□□，但彼只要求余与之一见，虽不谈话亦可。余固知其有 此要求，幸事前明告子文，如其有此要求时，可答以蒋先生近日精神不佳，似不便见，蒋夫人可以代见也。约定明日十时来见余妻也。
是日，妻谓余曰：“吾夫不如总理之得人。昔总理蒙难时，尚有学生如吾夫者为之赴难。今吾夫遭难，无有学生前来侍护者。”余曰：“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共患难尤难得乎！”

24日，谈判继续，宋美龄也参加了。由于各方的诚意和努力，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结果达成了如下协议：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离 西北；蒋介石允诺回京后释放爱国领袖；苏维埃政府、红军名称仍旧，两宋担保蒋介石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共产党公开； 开放政权，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分批释放政治犯；抗战发动，中共公开；联俄，与英、美、法联络；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同日，张学良称，蒋 介石具体答复，表示同意：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何应钦 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待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立即召开 国民党会；联俄联英美。周恩来与博古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也有类似记载。当晚10时许，周恩来在宋美龄的陪同下见蒋介石。 24日蒋介石日记对该日谈判和同周恩来会见都有简略记载，但其中说因他反对“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这一中共提出的条件，而引起谈判风波， 这和上述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对张学良的答复有明显冲突。蒋介石该日日记云：

雪耻本夜周某来见
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在[全]相反，余乃知其中另有其故。盖料此为张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
余乃嘱子文即将其条件退还，并言此条件不能示蒋先生也。子文照此进行，并声言如此只有决裂，以后不再谈判。
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并声称：“共党之无信义，只弄手段，如其作怪，我（张）必对周反面云。”此张自言对周痛斥之言也。未知其后经过如何。
共党并不再言条件，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
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彼尚□□余□□□□□□□□□□□□□□□□。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
事后闻是夜杨虎城甚反对余回京，几乎与汉卿决裂，不知其果何如耶。

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有意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决心送蒋返抵南京。对此，在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中是有分歧的，大 多数人都不同意无保证放蒋，更反对张学良送蒋。杨虎城为此在24日夜和张学良发生了激烈争吵。25日上午，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当日即走，张学良同意并 愿亲自伴送。周恩来、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走之前应该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介石当日走和张学良随去。最终各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张学良未告知 周恩来，即亲送蒋介石和两宋飞往洛阳。25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周恩来在这天上午与他第二次会面，希望他亲自表态“以后不剿共”。周恩来答应他提出的以后中 共拥护其领导，红军接受其指挥。他则明确同意对红军不但不进剿，而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这一记载和周恩来所概括的蒋介石对中共的承诺基本一致。是日蒋介 石日记云：

雪耻本日四时由西安飞回洛阳，五时半安全到达。感谢上帝保佑
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 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故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昌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座仍留陕缓行，然后委座化装□□出城，先到其部队，然后再设 法起飞云。余妻即往访张曰：“如委座不离此，则余（妻）亦必不离此。余（妻）决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 ”张闻此言，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
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
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并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为 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为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 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 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关于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时的谈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是这样 记载的：“周恩来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做出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的样子，请周坐下。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 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 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接着，据周恩来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 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指周恩来——编者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谈完这三点后，蒋表示出很疲劳的样 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说：‘好，好。’周恩来就辞出。”——笔者注）
子文属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
约至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先准备，约即可行。未几，张亦来言，虎城□□□对飞机已准备，可即出城上机。余乃属张召虎城来。约半小时，虎城果来。余命张、杨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训话约半小时。训毕，问张、杨之意如何，有否□□□□□□而退。
余乃整衣而行，登飞机□□□，余再三辞张，不欲其同行入京，彼□动，强求同行。余无法阻止，乃准其同飞。到洛已五时廿分矣。
晚，宿洛阳分校，接见各高级将领后休息。

26日上午12时20分，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晚，即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大略。蒋介石是日日记云：

雪耻
本日上午九时三刻，由洛阳起飞，十二时廿分，与妻同到南京。
晚，召集中央各要人报告陕变经过大略。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变了脸，派宋子文示意张学良写了请罪书，又在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呈文内称：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剧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准备军法审判张学良，以治其罪。27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本日医病，下午会客。
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犹不愿使余闻知。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知，当可慰其灵矣。
是日腿部痛苦未减，精神亦不甚佳，仅会客数人。问岳军（指张群，字岳军——笔者注）外交情形。
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28日，国民党中央举行谈话会，讨论对张学良的处置意见，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等一批军政要员以及与张有宿怨的人，主张不能让他回西北，且要求将其处以死刑，遭到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抵制。蒋介石认为宋子文这是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及国家。是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本日会客，征求各方意见
本日会见各部长，征求对汉卿如何处理之意。
中央谈话会，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再会[回]西北。惟子文则不肯失信于其友人，必欲任其回去，并深信张以后必能服从到底也。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及也。余仍以好言慰之。妻为此事□□□□。

蒋介石对于在西安答应的各项协议，曾企图否认，他命令缓撤在西北的中央军，同时为恢复自己的尊严和权威，决心不准张学良回西北，并找出各种不放他回的借口。29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本日约张来谈
本日病痛未减。
为处置汉卿问题，想求公私两全之法未得也。乃决心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益之、天翼（朱培德，字益之；熊式辉，字天翼——笔者注）分别进 行，并缓撤西北□□□□以备叛军抗命也。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为其所为欲为，且可藉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 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 劫不复矣。况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隳，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

蒋介石曾先后两次提出引咎辞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两次挽留。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对张学良进行审判。同时对陕甘的善后和人事问题也作了安排。30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以静制动，持志养气
预定：一、先发表判决文与呈请特赦文；二、特赦令暂缓发表；三、令速占宝鸡；四、朱逸民为皖主席；五、王德浦、罗贡华或吴次威为民厅；六、杨虎城免职或留任，孙蔚如为陕主席；七、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顾墨三为西安行营主任；八、逸民为□□□□；九、发告西北将士书。
注意：一、对□□□□俄态度；二、对共方针；三、对力行社方针；四、□新组织之干部。
上午，会客。往访□□。对中央再呈辞职，准假二月。
下午，妻赴沪疗病，以在京刺激太深，此次操急，实非常人所能担负也。
对张处置办法决定方针也。

31日，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开庭审理张学良，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同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呈文请求特赦张学良。国民政府通过特 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自由。宋子文原是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担保者，他激烈反对扣压处置张学良，是日他亲自陪同前往受审。蒋介石也觉为 难了宋子文，致函慰之。是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壹是皆□，修身为本
预定：一、多□总预备队；二、多用钢甲车；三、问天才能否回陕；四、放鲍志一；五、皖主席由□□□□；六、杨、于革职留任；七、委□□□□副主任；八、与杨交涉驻兵东北□□□
注意：一、心燥性急病中应自忍耐；二、对侍卫应□之。
上午，军法审判张学良，闻其卫队陆续到宋寓，已十有一人，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逃也。余致书子文慰之，使其为难，于心不安也。
□□□□□□□对军事迟疑不决，且不愿负责，可谓无人格之至，不仅[禁]愤怒。

蒋介石日记.13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 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他向蒋表示，“当督促行局主管人员妥为办理，以期早日完成。”①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了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 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 ”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②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①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②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经为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下列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

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①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 ”。②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 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受，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①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②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③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 ”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 ”①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②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

国库局的知情年轻人除了向国民政府秘密检举外，有些人又将所掌的舞弊情况提供给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赓雅。陈原任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云南全省的美金公债推销工作，熟悉情况。同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会，陈赓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写成提案，题为《请政府彻查三十一年度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余额大舞弊嫌疑案》，该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二十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③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三百五十万零四千二百六十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7月10日，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到参政会报告。此前，参政员傅斯年也多次听到该局美金公债的舞弊情况，即在谢冠生报告后提出口头质询。他说：“中央银行国库局同人分购成都没卖完的两百多万美金公债，因为分赃不均，便向主管当局告发，已经在查了。这比黄金透漏消息还要严重，因为国库局事先呈请该行核准了‘ 可’字。”他要求法院、检察官“自动检察”。傅斯年的发言引起大会震动，被称为当天七个口头询问中最响的“一炮”。①会后，陈赓雅向傅出示所拟提案，原原本本，既有数字，又有证据。傅为之大惊，立即签名联署。这一提案也得到其他几位参政员的支持，签名者共九人。

王世杰时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他得知陈赓雅等人的提案情况后，便出面做工作。王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陈答以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接着，陈布雷又以新闻前辈的身份访问陈赓雅，对陈说：“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上提出，当然也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英、美、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陈布雷建议陈赓雅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介石，认真查办。当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曾严厉指责中国在抗战期间的各种经济失策与舞弊，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大受影响。陈赓雅觉得王世杰、陈布雷的说法有道理，便同意了。该项提案因此未提交大会讨论。

傅斯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 人。①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②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作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 ”③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17日以后，傅斯年几次会见揭发弊案人员中的两位青年人，得知他们的揭发动机至为纯洁，也得知更多舞弊情况，并拿到全部证据。这两位青年人揭发说：吕咸其人，“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公馆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不合手续之账，亦不以为讳。因习为故常，更恃靠山也。”他们也将此案发现经过向傅作了倾诉：“局中青年爱国之士久感不安，并因记账等事与吕氏心腹冲突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议，并有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之亲笔信稿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人今已出洋）。彼辈见之，大为骇异，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账两纸，共推一人向政府密告。”他们还告诉傅斯年，其中有人已多次受到警告、恫吓。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已立下遗嘱。傅斯年听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叙述，深为感动，安慰他们说：“诸君爱国热情，不避险难，至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之发生效力。”①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7月20日下午5时，国民参政会闭幕式。傅斯年“唱了最精彩的压轴戏”。他向会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副秘书长雷震在会上宣读。内容有三点：“1.国库局舞弊证据已有一部分蒐集在手，已以之呈交主席团。2.请法院提出公诉，傅自愿为证人，并已得提供证据之友人之同意，愿同为证人。 3.傅愿绝对负法律责任，如无其事，亦愿受反坐之罪。”②傅斯年的书面报告使全场激动、兴奋。傅的好友罗家伦为傅捏了一把汗，会后问他说话何以如此肯定。傅称：“我若没有根据，那能说这话。”③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

陈布雷劝止陈赓雅在国民参政会上捅出美金公债舞弊案，但他不能不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也不能不及时处理这一问题。7月8日，孔祥熙回到重庆。7月11日，陈布雷告诉蒋介石，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于是立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蒋这时的态度还是要保护孔祥熙，不料孔却“不肯全部承认”，以致蒋在日记中写下“可叹”二字。①次日，蒋介石审读陈赓雅等揭发舞弊案的提案，研究有关情节，决定 “全数追缴，全归国库”，同时决定或亲自“负责解决”，或“任由参政会要求彻查”。日记云：“此固于政府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 ”②13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孔祥熙。这一次，蒋就不只是空口白说，而是向孔展示证据了：“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但是，孔仍然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多年共事的老姻亲，蒋介石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 ”，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又转为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③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4日上午，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④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⑤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据传，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提出舞弊案的当夜，孔祥熙审问吕咸。盛怒之下，打了吕咸两记耳光。①其后，就组织18个人连夜造账，对付审查。②孔祥熙甚至向审查者出示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月16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③17日，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及侍从室秘书、中央监察委员陈方，指示对舞弊案的“批驳要点”。④17日，蒋介石接阅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傅斯年等21人对中央银行，实为对孔祥熙的“弹劾案”，蒋介石自称“苦痛无已”。 ⑤

停售后的剩余的美金公债既由孔祥熙、吕咸等人私分，自然交代不出购券人的真实姓名等资料。7月13日，孔祥熙曾向蒋介石递交《关于美金公债销售情形之折呈及节略》各一份，以购券人“无可查考”相推诿。孔称“人民购买均系款债对交，至各户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向例，无须详细记载”。7月19日，蒋介石连致孔祥熙三函。其中第一函驳斥孔祥熙的购券人“无须详细记载”的说法。蒋称：

门市现款购债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之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决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

蒋函进一步向孔祥熙提出质问：各有关购券人购券均在停售命令公布之后，美债价格均已高涨，何能尚按最初的低价出售？函称：

查认购各户取券时期皆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段时间，距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二十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宝贵外汇？

蒋函最后严厉提出：“此一期间，认购各户所领去一千六百六十万余元之美金公债，必须由兄责成经办人员，负责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在这段话之后，蒋又转变语气，特意写了一段：“此纯为稍减当前情势之应付困难，决非故意苛求。想兄当能深谅，务盼兄迅速处理，即日具报勿延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函则就孔祥熙所报账目进一步查问。函云：“查美金公债除去售出4310万余元及国库局缴交业务局5401万余元外，尚短287万4千余元，此款着落如何？应即详细查明具报。又据报三十三年8月19日，国库局曾收进美债35万5千元，账上仅列国币710万。该项债券下落如何，并盼查报。”①7月 21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庸之对一六六零万美金公债总不愿承认也。”②

21日，孔令仪携孔祥熙复函来见蒋介石，报告对陈赓雅等九人检举提案的调查情况，内称：美金公债券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系由各地分销处分三次解缴而来，其销售情况为：

第一次，三百五十余万元（3504260元），已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并经业务局将债款国币七千余万元（70085200元）送交国库。其中二百零二万余元（2024760元）系以前认购各户交款交割，余数一百四十七万余元（1479500元）系由中央银行自购。

第二次，七百六十五万元（7650660元），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当经业务局将应行缴库债款国币一亿五千余万（153013200元）送交国库。

第三次，三十五万五千元（355000元），由中央银行同仁认购，共收债款七百十万元。①

孔祥熙的这份复函对陈赓雅等人检举的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美券的下落作了交代，仍然不肯承认这一过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为。

孔令仪是孔祥熙的长女，自幼即深得蒋介石的喜爱。孔祥熙让令仪来递送报告，自有其考虑，但是，对令仪的喜爱和对舞弊案的查究是两回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②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的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 ③22日下午，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曾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④

蒋介石19日函中的两个问题很尖锐，何以在决定停售以后继续出售？何以在美券市值高涨后仍按最初所定低价出售？7月24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试图回答：

（一）关于认购户。孔函说明，发行美金公债历时年余，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故主管局对于认购各户只能请其待券到后缴款交割，不能责其预缴价款，或交纳一部分定金。后来各地陆续缴到债券，黑市市价虽然略涨，但认购在先，自不应以黑市价涨而不交割，致失国家银行信用。孔称：“以今视之，手续诚不无可议，而证以当时情形，实非故意草率可比。”

（二）关于损及国家。孔函说明：当初发行美债，原意在于协助民生经济、生产建设，战后据以购进机器材料，藏富于民。因此，就整个国家言，并无损失。抗战中，中国为美方在华人员垫付过大量经费，需要美方用外汇归还，因此，“必须尽力设法压制外汇黑市之上涨，方属于国有利”。

（三）关于购户。孔函说明：债券发行本属无记名交易，向无记录账册，仅记债券面额款项即可。券款交割之后，承购人在此战时迁徙无常，自难寻找。

（四）关于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孔函称：钧命虽限期缴回，但据主管陈复，限于事实，无法奉行。经再三筹虑，反复研讨，都认为“此事处理设有不慎，影响国家信誉过巨”。孔建议，以“停付冻结”的办法“秘密取消”，请蒋考虑决夺。①

孔祥熙的这封信，强词夺理，不仅不承认有任何舞弊行为和任何不当之处，而且还企图证明，以每券二十元的低价出售是为了“压制外汇黑市”，“于国有利”云云。美金公债券由重庆中央银行发往各地销售。因此，孔函所称“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宣布停售，命令各地将销售余额解送重庆之后。这时，既已停售，何能再次广泛发行，接受认购？此外，孔函并以“限于事实”为理由，拒绝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蒋介石接读此函后，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蒋介石止步停损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

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①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

抗 战期间，孔祥熙长期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为从财政上支持抗战做了许多工作，“苦心维持”云云，则是对孔祥熙的抚慰。当时，宋子文很想安排自己的亲 信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曾向蒋表示，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自己推荐，否则将不担负行政责任，暗示将不出任行政院长。②但是，蒋介石毫不为之所动。7月25 日，蒋介石召宋子文谈话，告以“中央银行总裁人选，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信任者不可，以此二十年来所得之痛苦经验，因此不能施展我建军、建政，而且 阻碍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孔祥熙在其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始终不肯将中央银行的实际存款数字告诉蒋介石，致使蒋在1944年向美方“强制要求 ”援助，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几至绝境”。蒋介石想起这一段历史，对孔祥熙更加不满，深悔撤孔不早。日记云：“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 晚矣。”①

与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同时，宋子文则接任孔的“四联总处”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国民党党政系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全部 失去。7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所谓“公”，指的是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 统治；所谓“私”，指的是蒋介石本人和孔祥熙之间以及和宋蔼龄、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要“公私兼全”，自然不可能有彻底的调查和公正的处理。31日，蒋介 石日记再云：“免除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与改组行政院实为内政重大之改革也。”

傅斯年于1938年3月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 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7月，1939年2月、 4月，1944年6月、9月、11月、12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的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且在国民参政会上大声疾呼：“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 刀。”②至此，傅斯年算是大获全胜，功德圆满了。7月30日，傅斯年会见蒋介石，蒋肯定傅的揭发，表示“极好”。8月1日，他致函夫人俞大彩，高兴地写 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③

陈 赓雅等9人的提案虽然没有提交国民参政会大会讨论，但是参政会主席团决议“径请政府严查，依法办理”。7月31日，参政会秘书处正式将提案签呈蒋介石，建 议密送国民政府，指派人员查明办理。①同时，司法界对此案也关注起来。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发函询问，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发公函向傅斯年要材料，“以凭参 考”。检察长郑烈在报上发表通告，号召各界揭发腐败、贪污分子。8月2日，郑烈致函傅斯年，告以“此事以鄙意度之，决可成案，已交本署叶、李检察官侦办， 弟亲自主持”。郑烈要求得到傅斯年的支持，函称：“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申，当泥首雷门以谢也。”②8月8日，傅斯年 撰写《在本届参政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及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叙述他了解的有关情况及提案经过，保证所述各节，“经斯年详核，确信其为真，故可 在参政会会外，负法律之责任”。末称：“深望政府严办，以警官邪焉。”③

蒋介石不仅再次接到了国民参政会转呈的陈赓雅等人提案，而且也了 解到郑烈主张彻底查究态度。④8月4日，他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列入“美金舞弊案之根究”一项。8月6日，他决定将此案交由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与 中央银行新总裁俞?钧密查具报。同日，以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原秘书夏晋熊接替吕咸，出任国库局局长。9日、10日，他在日记中两次记载“处理美金公债案”、 “处理美金券案”等字。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想彻底查清。8月16日日记云：“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 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高其行政效率，蒋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但是，彻底查下去，反下去， 就会“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发生影响、危害自己统治，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约请司法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及陈其采会商办法。8月26日，陈、 俞二人向蒋书面报告，将此案的性质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 亦有未妥”，而且，债票已经追缴，吕咸、郭锦坤亦已免职，云云。①蒋接到报告后，未有新的指示，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画上休止符。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

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偕夫人到昆明举办书法展览。他告诉陈赓雅说：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从孔祥熙等承认吐出款项多寡中，可以了解到，其分肥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②

本文收集资料过程中，承汪朝光教授、杨雨青副教授协助，特此致谢。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多年前，我在台北阅读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困勉记》稿本时，曾经发现其1941年2月4日条云：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①

当时，宋美龄在香港养病，拒绝返回重庆，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但努力克制，回信仅称“夫妻各尽其道”，要宋美龄自便，看着办。“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云云，说明蒋介石尽管遇到了妻子不肯回家这样严重的事态，但仍处之泰然。

蒋介石自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虽偶有矛盾，但这种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蒋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谜团，直到今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时，经过反复参详，才最终解开。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

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9月21日，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以背疼、牙病，数症并发，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机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①

这段话说的是，宋美龄身患数疾，重庆没有好医生，但宋仍不愿离渝治病。一是出于对战乱状况下重庆人民的感情，日本飞机不断狂炸，宋不能独自避难，二是不愿离开蒋介石，使其独居。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晚餐与布雷共食，以妻赴港养病未回也。”从这段日记看，为了养病，宋美龄最终还是去了香港。蒋介石很想念，也很寂寞，只能找陈布雷一起吃饭。

12天之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港，探望宋美龄的病况，同时迎接蒋纬国自国外留学归来。②蒋介石本意要宋美龄和经国、纬国一起回渝，但宋美龄表示，待蒋介石的阳历生日时即归。然而，届时宋美龄仍杳如黄鹤。10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

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

不仅人不回来，连一封函电都没有。蒋介石着急了，“不知其所以”一句，充分表现出蒋的焦躁与不安！

蒋纬国归来，两个儿子都在身边，蒋介石很高兴，但宋美龄留港未归，蒋介石觉得不足。11月9日日记云：

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也。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

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至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激上苍乎？

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

1925 年，蒋经国赴俄留学，和纬国分离。1936年，蒋纬国赴德留学。同年，蒋经国自俄归来，蒋纬国已不在国内。纬国此次归来，蒋介石得以与经国、纬国兄弟同时 相聚，享受天伦之乐。至此，恰为十五年。不过，宋美龄留港，蒋介石总觉得遗憾，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可见，蒋介石思念宋美龄之殷。

“圣诞”是西方人的团圆之日，但是，宋美龄仍无归讯，蒋介石开始感到“苦痛”了。12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陪伴，足慰孤寂，得闻家乡情形，聊以解愁。

蒋 纬国从国外回到重庆后，曾回浙江溪口一行。蒋介石于百无聊赖之中，只能以听纬国谈“家乡情形”略解愁闷。此后，蒋介石的这种“孤寂”感日渐强烈。12月 28日日记云：“惟妻留香港未回，以致家庭缺乏欣兴之感。”1941年1月12日、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道：“为家事心多抑郁，应以 澹定处之。”“昨夜为中共与家事，忧不成寐。”“下午与纬儿游汪园，各种梅花盛放，绿萼尤为可爱，惜妻今年未得同游也！”值得注意的是14日这一天的日 记，受蒋家委托的审读者在开放前涂去一行，显然认为不宜公开。这以后，蒋的“孤寂”感有增无减：

1月26日日记云：“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同月30日日记云：“近日寂寞异甚，时感孤苦自怜。惟祈上帝佑我，与我同在，使我不至久寂为祷也。”

同月31日日记云：“妻滞港未归，子入团就学，故时以寂寞孤苦为憾耳！”

蒋 介石为何有如?强烈的“孤寂”感？显然，和宋美龄滞港不归有关。宋为何滞港不归？则显然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有关。从上引“心多忧郁”、“忧不成寐 ”等语推测，蒋与宋美龄之间的“冲突”不小。2月4日，蒋介石接到宋美龄“不返渝”的函件。蒋、宋“感情危机”终于爆发。

蒋一再要求宋美龄返渝而宋一直不理，至此正式发函通知。宋的函件今不可见，但无疑可以感知，蒋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矛盾。2月9日，蒋纬国回“党政训练班”学习，蒋介石手写《寂寞凄怆歌》相赠。

怎么办？蒋介石的态度是向宋美龄阐述“夫妻各尽其道”，不卑不亢，既不生气，也不告饶，将皮球踢给宋美龄。

蒋介石坚决保守家中“秘密”，

采取“权变”之计，化解矛盾

蒋的冷静、沉稳态度起了作用，宋美龄于1941年2月12日自港返渝，但是，蒋介石的家里并没有平静。同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

家事不宜过于勉强。只有勿助勿忘，以待其自然着落耳！

“勿助勿忘”，语见《孟子•公孙丑》：“心勿忘，勿助长也。”意为（修养时）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人为地去助它增长。2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家事致曲，不宜太直、太急与太认真，应以澹然处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耳。

“致曲”，语见《礼记•中庸》，旧解较多，其中一种解释为：将真诚推致到细微之处。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又云：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同家亲人不得晤面，是为余一生最大之遗憾，然亦惟有勿忘勿助，以待其自觉。家事切不可强勉而行，自信修身无亏，上帝必加眷顾，终能使我家母子亲爱，家庭团圆耳。令纬儿离重庆赴赣。①

家事以委屈求全为主，不能与普通交道并论，只求母子亲爱无阻，虽权变尚无损也。

“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说的是：蒋介石有些事情不愿告诉宋美龄。“同家亲人不能晤面”，说的是蒋氏父子与宋美龄之间不能同时相处。但是，蒋介石 “自信修身无亏”，所以开始时采取听其自然的方针，但是，思考再三，为了使母子之间“亲爱无阻”，还是决定“委曲求全”，采取某种“权变”的办法。显然， 这一时期，宋美龄与蒋纬国“母子”之间“亲爱有阻”了。

蒋介石自述的“权变尚无损”的内容，他没有说，其内容之一大概就是“命纬儿离渝赴 赣”，避免和宋美龄见面。蒋要纬国到江西去看看哥哥、嫂嫂，“还有，你母亲也在那里。”①蒋纬国听命，到赣州会见蒋经国夫妇，也拜见将自己一手带大、从苏 州逃难到此的蒋介石的第二任夫人姚冶诚。就在蒋纬国“离渝赴赣”期间，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有了显著缓和。3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

本日在参政会讲演，自觉过于滞钝，词不达义，而妻则以为甚得体也。

显 然，宋美龄不仅与蒋介石和解，而且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讲，自己不甚满意，但宋美龄却认为“甚得体”。3月9日为夏历二月十二日，系宋美 龄诞辰，蒋介石邀集亲友10人为之祝寿。当日气氛融洽。蒋介石为夫妻关系好转欣慰，日记云：“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但是，他同时也为经国、纬国 不在身边遗憾。日记云：“两儿未能参加耳！”。

3月27日，蒋纬国自江西归渝。大概此前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宋美龄的工作，因此，蒋纬国“认母”顺利。当日，蒋介石命其向宋美龄行隆重的“叩拜”大礼。日记云：

纬儿已到，令叩拜其母，亲爱如古，不胜欣慰。使我家庭之得有今日之团圆，以偿我一生最大之宿愿，惟有感谢上帝大恩于无涯矣。

十四年来之家事，一朝团圆，完满解决，寸衷之快慰，殊有甚于当年之结婚时也。①

蒋 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至此约为14年，多年没有能解决的问题一朝解决，蒋介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感”。3月29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说：“ 心神愉快之时较多，尤以母子亲爱、夫妻和睦为最！家有贤妇与孝子，人生之乐，无过于此。”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说：“家庭间夫妇母子之和爱团团， 此为一生幸福之开始，是亦修身、正心与祈祷之致也。”至此，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结束。不过，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对家中的风波以及宋美龄和自己的隔阂，蒋纬国似乎有所觉察，但又不明究竟。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日记云：

近日纬儿心神颇觉不安，彼不愿诉衷，但其衷心自有无限感慨。昨晚乘车外行，彼称前夜梦寐大哭，及醒，枕褥已为泪浸，甚湿，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复言哥哥待我如此亲爱，是我平生之大幸，亦为我蒋门之大福云。言下甚有所感。

第二天，蒋介石在晨祷时，想起家事，不禁泫然饮泣。他写道：“余如何能使彼母子之亲爱亦如其兄弟哉？”“惟祷上帝，能保佑我家庭，使彼母子能日加亲爱以补我平生之缺憾也。”②

此后，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和蒋纬国之间关系良好时，就特别高兴。当年12月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纬国在蓝溪相会，同机返国。12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

登机视纬儿犹熟睡，颇安。以彼于下午忽发疟疾，热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见母子谈话与母询问儿病，亲爱之情，引为余平生第一之乐事。

由此可见，担心宋美龄与蒋纬国关系不好是蒋介石长期的心病。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

研究蒋介石上引日记可知，蒋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机”，既和宋美龄怀疑蒋介石的“私德”，又和怀疑蒋纬国的来历有关。

蒋 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和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戴季陶因惧内，事先和蒋介石说好，由蒋出面认子。蒋纬国出 生后，由日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蒋交给当时的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后来甚至有过一种说法：蒋介石也同时和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为蒋介 石与重松金子所生。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公开这样宣布过。①

1920年，蒋纬国随姚冶诚到溪口。1922年随姚迁居奉 化。不久，再迁宁波。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姚冶诚携蒋纬国迁居苏州。1928年，蒋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 学。1934年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两年即修完相关课程。又奉蒋介石命，进入文学院，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在此期间，蒋纬国从未和宋 美龄见过面。①1936年10月，纬国奉父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这时候，宋美龄本应和纬国见面了，然而，仍然没有见，可能还因此闹了矛盾。蒋介石日记 云：“纬儿如期出国，不稍留恋，其壮志堪嘉，而私心实不忍也。”又云：“家事难言，因爱生怨，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②

蒋纬国到 德后，先后加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被授予陆军少尉衔。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先后进入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和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0 年10月，蒋纬国自美返国，途径香港。宋美龄当时正在香港养病，蒋纬国自然要前往拜见。但是，这是宋美龄和蒋纬国的第一次见面，所以，蒋介石很重视，特派 蒋经国到香港。一是为了迎接纬国，也是为了让经国充当纬国和宋美龄之间的“中介”。关于蒋纬国和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据蒋纬国回忆：

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我喊她“Mother，并且在她颊上吻了下，因为出国四年，一些礼节就很欧化了；她亲热地问我在国外好不好等等。我们谈话的气氛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第一次见面的尴尬。她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长辈看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一样。③

蒋介石很关心宋美龄与蒋纬国的这次见面，事后得知“母子相见，甚为亲爱”。蒋介石非常高兴，日记云：“快慰无量，甚感上帝施恩之厚重也。”④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第一次见面时的“亲爱”只是当时的“表面文章”，事后宋感到不妥，于是就发生拒不返渝等情况。

蒋 纬国的暧昧身世，今天人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当时的蒋纬国本人并不清楚。据他本人回忆，回到重庆后不久，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发现约翰•根瑟所写 InsideAsia一书，其中影射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了。蒋纬国为此询问戴季陶，戴拿出蒋介石送给他的十二寸带框相片以及一 面镜子，对着蒋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中间，自己的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相片搁在另一边。他要蒋纬国照镜子，然后问蒋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 的？”当蒋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①可见，蒋纬国身世之谜当时还是“机密”，宋美龄显然并不清楚。蒋、宋结 婚之后，蒋介石也没有向宋美龄谈过有关情况。宋美龄自然会想：纬国到底是哪个女人所生？为何蒋会相认？蒋介石是否“私德有亏”等等。过去，蒋纬国和宋美龄 从未见过面，宋可以不想这些问题，但蒋纬国自海外回渝，宋美龄就面临是否承认并接纳这个“儿子”的严肃问题；上述问题不清楚，宋美龄如何坦然承认并接纳？ 在这一情况下，宋美龄必然对蒋有所质问，蒋又不愿坦率说明（“家事不能直道”），矛盾因此而生；及至蒋“委曲求全”，采取“权变”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 化解了。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始终不曾将身世之谜告诉过蒋纬国，很可能，也不曾告诉过宋美龄。

蒋介石日记.12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欧战爆发，英、法作战不利，原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成为“真空地带”。日本眼红该地的富饶资源，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力谋冒险南进。这种情况，使英、美更多地关心中国战场。1941年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声明一定要“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日渐增强。日记云：“此后只要我能自强奋勉，则十年困难，四年苦斗，……不惟恢复失土已得有把握，而太平洋之和平，亦从此奠定，要在我之自力更生耳。”④但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一个月之后，就发生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事件。

当时，德军进攻苏联在即，苏联为全力对德，避免两面作战，力图稳住在东方的日本。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14日，蒋介石自我检讨云：“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①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言赘。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②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称：“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理亦当然。区区苏、日一纸不法之声明，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③同年9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在被日机炸毁的礼堂废墟上举行“纪念周”，蒋介石自励云：“此乃余前年所谓即在瓦砾中，亦在重庆国府原址作纪念周之决心也。安知吾于廿一年立志，欲于卅一年收复东北之志不能贯彻乎？”④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9月12日，蒋介石得到情报，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蒋介石日记云：“今日问题，权操在我，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今日中国政府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国之自杀政策，乃为美国之不利，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顾无损也。 ”①18日，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文称：“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个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 ”②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明为“告全国军民”，实为对国际的宣告。同年12月6日，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③此后，拉铁摩尔即成为蒋介石这一主张在美国的积极宣传者。④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蒋介石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条约，确定对英、对俄、对各国要求：“东四省、旅顺、大连、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⑤1942年3月，蒋介石设想，在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之时，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收回失地，恢复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以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本。”⑥15日，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将于1961年之前完成自蒙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同年8月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得知美国方面有人主张东北由国际共管，作为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这对蒋介石说来，宛如“青天霹雳”，感到“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实足寒心 ”，①但他立即声明：“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盖我抗战若非为收复东北失地，早可结束矣。”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支持抗战，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他并进一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蒋称：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蒋用三句话概括说：1．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2．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战，因尚未收复东北。3．东北四省就历史、法律、人种、事实各方面言，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强硬表示：“倘此问题不解决，则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皆无意义可言。”②次日，蒋再次与居里谈话，态度更为强硬，他说：“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在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 ”③5日，蒋介石再与居里谈话，仍然表示“整个东北为中国之一部，望罗总统早日声明”。④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政府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蒋介石感到欣慰，日记云：“此乃由余对居里所提问题之一也。”①

同年9月，罗斯福派威尔基作为总统特使访华。30日，蒋介石研究与威尔基谈话要点，其第二条即为：“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必须完全归还中国。②11月9 日，因宋美龄赴美在即，蒋介石研究须与美国商讨事项，有长期同盟；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归还中国；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等。③这以后，蒋介石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载。1943年3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伪满傀儡组织，至今恰九年矣。”④5月4日日记云：“溥仪昨日到安东州，汪奸本日六十一岁生日，皆为国家之羞耻也。”⑤25日，蒋介石研究美国访苏代表戴维斯谈话，日记云：“其提及旅顺为自由港一点，是越出余之主张矣。”⑥

在开罗会议上与英国争论，要求明确声明，

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

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于1943年7月起草拟各项文件?当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后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须获得无条件之胜利”，这就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⑦8月9日，蒋研究与罗斯福谈话要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15日，蒋介石研究战后中国国防建设，自记云：“东北收回后则维持其原有之工业与国防，以其余力充实我本部之建设。”①24日，研究对美策略，认为“战后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军根据地应准与美国共同使用”。②11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邱吉尔谈话要点，问题之一为“东北”。14日，研究与罗斯福商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处理方案，确定“日本在九一八以来所侵占中国地区所有之公私产业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18日，确定会谈应注意之重大问题，其内容之一为“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③22日，再次研究会谈要旨，“东北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仍为重点之一。

在蒋介石指导下，军事委员会为开罗会议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将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以及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将台湾与澎湖列岛交还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国防委员会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政府方面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自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开幕后，蒋介石在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中提出：“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④讨论确定的原则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等。11月24日，开罗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正在讨论的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公报称：“我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样，中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就进一步提升，远远超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了。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曾传达孙中山的遗志：“恢复高台，巩固中华。”蒋解释说：“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①现在，这些理想都已纳入开罗会议宣言，实现在即，蒋介石很兴奋，于1944年元旦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内称：“在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要将日寇逐出于其以武力贪欲所攫取的土地，要归还东北四省和台湾、澎湖等岛屿与我们中华民国，要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不但使热望归还祖国怀抱的台湾、澎湖同胞闻而兴奋，使我们沦亡十二年以上的东北同胞鼓舞奋发，使不堪日寇奴辱的朝鲜国民闻风兴起，而且也是亚洲所有被日寇欺凌压迫的海上、陆上一切民族，都感到解放之有期，共同为消灭敌人而奋斗。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十年以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 ”①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开罗宣言》虽然明确宣布，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是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

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挫败日军精锐师团，但是，却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自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河南始，至当年12月，占领贵州独山止，8个月之内，日军长驱两千余公里，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切，使罗斯福感到，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倚靠美国人吗？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和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已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罗斯福企图利用苏联红军的力量。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雅尔达秘密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时，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1．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2．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1904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1）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2）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以上各条，除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4月5日日记云：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国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得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①

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②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于5月23日致电时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转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①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本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中国将在东三省的铁路、商港等方面，给予苏联便利，苏方如有军港需要，亦可与苏方共同使用。但是，蒋又以委婉语气表示：“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实现。”②这实际上又在提醒苏联，不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方。6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顺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则我必须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③11日，蒋介石两电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与?联共同使用旅顺，但“租界”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④12日，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第一条即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他表示，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历史角度说明，此例不可开，苏联不应使中国成为“不平等的国家 ”⑤。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①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②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时再次强调：“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③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 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④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①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原载《中国文化》第22期，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略有修订。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三部分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







如何对待毛泽东




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急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Hurley，PatrickJa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①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②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①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 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①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②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③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词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④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①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②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③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④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①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②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 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③28 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 ④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⑤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⑥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①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②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 ”，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③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④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①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①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②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③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①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①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①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①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①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①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②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

“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①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①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①《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②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①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 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②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③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①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 1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②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8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①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蒋介石日记.11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①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 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②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③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④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⑤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苏四国。①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 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② 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③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④。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⑤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词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⑥

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蒋介石在对日谈判中一贯坚持的先决条件

陶德曼“调停”因中国政府的婉拒而失败，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都仍然“战和并用”，一面军事进攻，一面暗中谈判，蒋介石对日本事实上也采用同样的对策。在公开的声明和演讲中，蒋介石多次批判与日本的谈和、妥协活动，他对孔祥熙通过多种渠道和日方的联系也常持严厉的批评、阻遏态度，但是，在日本多次伸出“和平”触角时，蒋介石也曾“姑妄试之”，小心翼翼地亲自掌控过和日方的几次秘密谈判。在这些谈判中，蒋介石始终坚持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不可。它既是与日方的谈判条件，也是谈判的前提。

1938年9月，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在香港谈判。9月23日，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汇报会，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①27日，萧振瀛在谈判中强调：“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②当时，和知鹰二以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要求与中国签订军事与经济协定。28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萧向日方坚决表明：“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③10月8日，蒋介石在对参加谈判的另一人员雷嗣尚“面训”时再次指示：“ 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①19日，何应钦又向萧转达蒋介石指示：“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②

萧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中，中国方面曾准备了一份宣言，中称：“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③在这段文字下面，蒋介石曾经以红笔加写了一段：

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

中方草拟的《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④

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认为，此为“中日间之瘤”，此问题若不能成立谅解，预示未来解决之趋向，以后各项合作协定，均难签订成立，因此，萧振瀛等提出“ 相机应付”的三条原则：（一）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三）暂仍保留，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①其中“ 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为蒋介石亲笔所加，可见，蒋介石主张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将东北问题留待未来解决。

1939年1月9日，蒋介石研究“和平原则”，确定：“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际联盟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可言。（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②同年，在军统局人员杜石山与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的谈判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原则。当年3月4日，蒋介石致杜石山电云：“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③17日，柳云龙、杜石山在与萱野长知的会谈中提出七项条件，其中第三条即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同年5月，小川平吉通过杜石山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中日谈判问题。27日，蒋未拆阅即将原函退回，并且禁止杜石山等与小川往来。小川从辛亥革命时期即和中国革命关系密切，蒋的举动使小川极为生气，宣称将于6月2日回国，但蒋仍不加理会。6月2日，陈布雷致张季鸾函云：“如彼果延期回国，可知其前所称欲回国者，全为装腔。请注意。兄函中有休战二字，以后如有接谈时，应特改变，以我方于未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之先，决不允其休战也，亦请注意。”④陈布雷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代表蒋指导张季鸾的工作，此函当然代表蒋的主张。

在秘密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蒋介石并未对此抱有过大期望。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3日自述云：“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①5日又自述云：“敌将于武汉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应严防。”②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29年，日本曾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商租权”，即为了商业和农业需要，日本人可以在东北购买土地。蒋介石觉得可以借此暂时缓和其侵略野心，拟予同意，但受到国民党其他大员反对，未成。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

荒木甚畏共党，亟愿余主持国事，共同防共，而其商租权，是不欲明订驻军，以有限数，不致不能驻兵也等语诱余。倭奴卑劣，亦视余为可欺也，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③

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①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齐世英联络东北，滕杰、黄绍美联络朝鲜。②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③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④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⑤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他回忆1929年的旧事时写道：

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而老朽阻碍。倭寇欲东三省之商租权，余欲以此而暂缓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无识如番人，强持反对。及至苏俄进攻吉林，张氏屈服，则倭寇野心益炽，致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事出，宋子文弄权，国益纷乱，是皆余自无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①

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提出的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后，至1933年4月，又有所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次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②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持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④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⑤次年2月2日，他在日记本中写道：如去年乘国内统一，对倭形势较优之时，急谋解决东北问题，或割让，或策封保留宗主权，而不出于承认形式，非特势所不能，即使解决一时，以彼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与其政府之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则一二年间仍必向关内侵占，绝非根本解决之道也。”①此后，蒋介石在3月22日、23日的日记中都写过类似的话。一言之不足而反复言之，这就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持此说者非止一人。当时，蒋介石正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在提前写作的演讲要旨中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并说：“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②当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自我反省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③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 ’，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④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也仍然是“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

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 ①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如前述，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抗战到底”之“底”则不妥。蒋介石不久改正了这一错误。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隶了，反要说是给了自由；把中国一部分领土占据了，反要说是建立了独立国。”①同日，蒋介石发表《告世界友邦书》，指出“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敌人未澈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或中止也。”②这里“抗战到底”之“底”就被说成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较之“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前进了。

当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入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蒋介石主张：“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要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

讲话中，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他强调：“如果那一个国家想单独调停或想藉此谋他一国的利益，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结果都必然失败。”①这里，蒋介石所说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纠正了前说的错误。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②7月27日自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③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云：“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际盟约中之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且须同样运用于欧亚三洲之战争。”①1939年 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因此，他才能在五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并对中国抗战目标作了修正和提升。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欧战的爆发燃起了蒋介石的希望，使他敢于公开倡言，中国“抗战到底”之“底”与世界战争之“底”同步，但是，欧战最初并不顺利，法军和英军相继战败。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同月，法国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苏俄则因准备对德国作战，拒绝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对日本采取战与和的两手策略，同时相应地将抗战目标区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两种类型。

当年8月，日军积极谋划南侵，向东南亚进军，力图结束对华战事。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曾准备利用时机，争取与日本实现于中国相对有利的谈判。同月，在蒋介石指导下，张群、张季鸾与陈布雷等起草过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云：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关于“最小限度之成功”，《纲领》提出：“满洲伪国”的土地，“被日本侵占已久”，“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之过渡期间”，可以“扶助溥仪之伪政府，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上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之办法”，最后与蒙古等地一样，作为“联邦之一，完全复归于中国”。

《纲领》又将东北问题的解决分为甲案与乙案：

东北问题：1．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2．乙案。现时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关于此点，我方又分两案：（1）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2）要求日本先行改革满洲制度，使溥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溥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

在此项协商开始以前，中日可订临时办法，以便利关内外人民之交通与经商。我方尤当注意要求日本善遇我东北同胞，废弃九一八以来仇视、贱视我人民之政策。

蒋介石等估计，和日本谈判时，日本可能提出承认“满洲国”时，《纲领》强调：“我国应声明不能承认。”“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纲领》规定：“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张季鸾等还在起草的初稿中提出召开停战会议的原则：1.（日本）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完全撤退；2.凡所占领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完全交还；3.不平等条约定期取消。”①上述原则表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中日谈判的一项前提条件。

该方案先后有几种稿子，名称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中日恢复和平基本办法》规定：“日本政府保证永不将东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或采取其他行动使各该省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规定：“东北问题即满洲问题之悬案，于恢复和平后一年以内特开会议，另案解决。”《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规定：“我国既不能收回（东北），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又称：“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此当在我国防完成，而敌人有求于我之时，或敌人在国?战败之时，因此，我又决不可自弃东北，以失去将来实质收回之根据。”上述资料表明，蒋的抗战方案有“最大之成功”和“最小限度之成功”、“军事 ”和“外交”两种。当他着眼于“最小限度”时，也没有放弃争取“最大成功”的希望。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明确宣告，将收回东北列为“抗战到底”之“底”。文称：“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解放我们东北的同胞，收复我们的失土和主权，这就是没有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无以安慰已死的英灵。”他明确宣布：“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来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又称：“我们四万万同胞和东北三千余万的同胞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子孙，是手足同气、呼吸相通的兄弟。为了拯救国家，我们大家都负有相同的责任；为要解救我们水深火热中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我们在关内四万万同胞更觉得牺牲奋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东北和解救东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①9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被侵已足九年，但愿为收回东北开始之日也。”②次日，蒋介石检阅旧日记中预期收回东北、台湾等地的文字时写道：“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与力测之，自有可能。”③

蒋介石日记.10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预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②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③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①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 ”，催萧即速来港。②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恼)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③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 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①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②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萧、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③可见，蒋的这封信明确针对孔祥熙。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④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 ”，“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⑤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⑥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⑦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萧振瀛“应监禁”。①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1.声明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2.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经济合作。3.共同防共。4.撤兵。5.取消一切伪组织。②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允许，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①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4日、8日、9日、10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②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③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 24日致函蒋介石，摘抄蔡、贾报告及有关电报，函称：“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称：“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擦，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④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其后，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沪。8月下旬，蔡、贾的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亲自向蒋报告，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①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云云。②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同月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贿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③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 “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 ”。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①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贿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贿买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②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③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④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其行动幼稚欺诈，实非常情所能想像，几乎令人倭寇有不可交手之感。若理会者，必受无妄之祸也。”又称：“ 为庸之与季鸾等无方而好事为叹也。”⑤这里批评到了两个人。“无方”，指孔祥熙；“好事”，指张季鸾。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9月30日，孔祥熙于八天之后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事实际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诰，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 ”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①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之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当。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①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命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词。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①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②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承认内蒙的自治。

4．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①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做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做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瞩”，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 ”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①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①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②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①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②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③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④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显然，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自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①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的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7年9月，他在日记中表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②次月31日，他总结十年来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③他本人也有“尽忠竭智，死而后已”的想法。④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⑤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已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早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①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 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②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1．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3．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①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11月6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②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蒋介石日记.9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国力、军力都相距很大，因此，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主张，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和议”。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 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收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①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29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 ”②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③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出面调停，对他说来，可谓喜出望外。

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①他对武将也很失望，感叹道：“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竟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何所据也！”②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约其来京面谈。日记云：“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③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希冀其能有所“觉悟”。日记云：“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矣。”④但不久，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⑤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团结内部，为国相忍。”“统一抗战指使(挥)，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⑥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1.谈判进行时不停战。2.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⑦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等人的讥笑。①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②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③1938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④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不得?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1月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的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⑤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⑥

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到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 ”。①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 ‘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②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③17 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将蒋视为对华“诱和”或“诱降”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⑤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是：“ 此乃敌人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⑥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其中之一就是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唐绍仪历任要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唐下水。唐的住处，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①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②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 2.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中国方面）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③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但决不单独负责。①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权”。②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③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④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1.停止反日运动；2.反共；3.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再三劝慰，少老（指唐绍仪——笔者）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 ⑤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蒋介石与孔祥熙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固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于我确定矣。”他嘱咐孔祥熙“不可另自接洽”。⑥7月12日，日机大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毕，蒋介石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①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②当时，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③

8月1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承嘱一节，自应注意。”接着，为自己转报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唐，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④

在历史上，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1月，蒋介石即得知有关情报，日记云：“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无法中之一法也。①7月9日，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②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余下野之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态度暧昧与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③同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④9月30日，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⑤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画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多次参预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①又当面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②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③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 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箕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④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⑤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从事焉。”①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②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③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时，决定三路进攻汉口。④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⑤23 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⑥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⑦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屣个人地位。”①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②7月5日，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③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 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④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⑤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⑥

7月20日，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1．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3．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说是“肤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说：1．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 3．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恢复理性为先。4．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①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伯援可以个人资格，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蒋介石对宇垣一成的“和平”政策怀有戒心②，自然，他对马伯援、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①11日，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②8月下旬，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蒋介石“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③9月1日，孔祥熙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6日，蒋介石复电，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 ④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实行经济、政治、党、军队、教育、社会各方面的改造，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⑤1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⑥

蒋介石既甩出狠话，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于是，采取其他办法。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①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大海洋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②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东亚永久和平；2．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具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③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的可能，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蹙)，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①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近来多病，杞忧尤甚。”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意）、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①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②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③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理睬。同年11月，褚民谊、樊光致电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①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② 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③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 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审阅。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④11月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①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