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林彪第一个号令始末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 一直是林彪的罪状之一，但1980年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两案”时，却没有将林彪“第一个号令”列入起诉书，因此，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林彪“紧急指示”发出时，正是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

　　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8月13日，又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

　　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联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从文字上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托词拒绝。

　　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中国驻东欧某国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而这时，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苏方已任命了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吕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

　　黄永胜传达林彪“紧急指示”时作“发挥”

　　1969年中共建政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该大庆一下的。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许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据知情人说，1969年的国庆游行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进行的。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停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情况紧急时保证毛泽东等人能迅速转移到指挥位置。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

　　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

　　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10月18日下午5时，林彪口授了四条指示。

　　10月18日晚8点左右，黄永胜叫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来一下。当阎仲川赶到黄永胜那里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已经就座。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只是把大概意思说了，不够连贯，他又作了一些解释和补充。阎仲川用保密本记完，问怎么传达。黄永胜说用电话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其他军委办事组成员谁也没说话，似乎并没把林彪的这个指示当成多郑重的事情。晚上9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这也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要说编号也没错，加上林彪“第一个号令”’也没错。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到总参的时间不长，没有在上层工作的经验。在广州军区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应该赶快把林彪的指示传达下去。

　　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紧急指示”一共六条：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0）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周恩来大为惊讶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秘密是保不住的，不要说军事秘密。再说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跑不了。于是，有的革委会主任便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林彪的“紧急指示”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

　　事情很快反馈回来。10月19日的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作“第一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也都无言以对，他们也不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怎么就变成“第一个号令”。

　　晚上10点，黄永胜气乎乎地把阎仲川叫去，屋子里还是昨天那几个人，黄永胜大声说，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谁是“二号”？阎仲川解释说那只是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以后还发了二、三、四号。邱会作说，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照过去的习惯编号，用“参作字XX号”就好了。李德生也说，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10月20日上午，黄永胜把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的电话稿拿去审查，又发现了问题。说林副主席指示是四条，怎么变成了六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说明后，黄永胜没再说话，因为主要意思没错，也就算了。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

　　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标题不满

　　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参加了10月20日的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说这话时的情绪。汪东兴回忆，林彪的“紧急指示”先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着急件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脸不高兴，说烧掉。还没等汪东兴反应过来，毛泽东已经用火柴把传阅件点着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只是让烧掉，却没有计停止执行林彪的“紧急指示”。这似乎说明他是对“林副主席紧急指示”这个标题不满。

　　而阎仲川无意中加了个“第一个号令”，使毛泽东的不满达到顶峰。以后，周恩来问过毛泽东，知不知道林彪有一个“第一个号令”，毛泽东说，什么 “第一个号令”？我没听说过。以后，“第一个号令”很久没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一个号令”才被重新提起，阎仲川因此被隔离审查了7年半。其他问题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个号令”还迟迟过不了关。1973年，重病的周恩来请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总参党委作出决定，阎仲川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10月19日那一天，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张云生对苏联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落地，情况正常，林彪这才松了一口气。

　　至于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虽如期举行，但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78年7月以后，就无限期休会了。不过，自从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边界地区再未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文/ 舒云）

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

“为了这次采访，我看了不少资料，也走访了许多人。我听说在一次审理江青案时，她攻击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在制止时说：‘江青，你这个反革命罪 犯，应该惧怕我们’‘嗯﹖’江青一下没反应过来。‘是的，你怕我们。’曾汉周斩钉截铁。江青反应过来了：‘我怕你﹖哼，你怕我”不，你怕我’曾汉周 很想在气势上压倒江青。结果两人在法庭上‘你怕我’了十余个来回。这时江青突然冷笑了几声：‘我会怕你﹖笑话。你问问坐在你边上的江华，我怕过谁﹖’曾汉 周此时感到：江青的气焰，不是靠这种争辩能压垮的。在短暂的僵滞后，转移了话题。这种场面的出现，有点失水准吧﹖”

“那时刚刚重建法制， 就碰上这么大、这么棘手的案子，所有的人都缺乏准备。”十余年过去了，张先生语涉往事心平气和。“的确，有些知情人告诉我， 虽说案子审不审、怎样审酝酿了较长时间，可宣布公审后，许多准备都显得十分仓促。例如法庭布置：庭长、审判方、检察方都坐在台正中央，辩护人、书记员分坐 在台前的两边，这种布置真有点史无前例。据说事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并查阅了国际上的有关资料，认为如此布置不当，可最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法庭，依然如 故。您知道其中的内情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中间的内情，但这种法庭布置在以前的确没有见到过。”

“还有，出庭证人的选 择，及其出庭举止的关照方面，也有不周之处。据说廖沫沙在法庭上同江青对骂了起来，证人深受迫害难免情绪激动，但法庭应尽量 设法避免出现上述场面。另外因错误地选择‘长沙告状’作审案突破口，请王海容、唐闻生出庭，她们对法庭氛围、江青的狡辩很不适应。听说王海容退庭，对即将 出庭的唐闻生说：‘你替我狠狠瞪瞪江青，她刚才瞪了我好几眼，真可气！’结果有关人员马上安抚王，又劝说唐不要感情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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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开始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江华发言，他说：“经过第一审判庭的六次法庭调查证实了本厅指挥被告人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罪证是确凿的。其主要犯罪行为有……”。

接着江青发表辩护词。

她 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 么锪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 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 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 ‘红小兵’抬不起头来。”“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 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 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 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 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她继续说：“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 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 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 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 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 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 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 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 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 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 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 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 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 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 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她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 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 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 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 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 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 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 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她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 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 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 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 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 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 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 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 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 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 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 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 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 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 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江青的辩护词，讲了近二个小时。

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秦城冷月》下册第335-348页）

邓 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愤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 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 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韩巍：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韩巍

　 　宋代对古代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寄托了士大夫阶层“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古器物学在上层与礼制改革相结合，逐渐 渗入礼学传统之中，改变着士大夫对“古”的认识，导致徽宗和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最终使古器形制成为国家祀典用器的标准。同时，古器物学的成果也向 民间扩散，并与民间固有的工艺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批独特的仿古器物（1）。在制作仿古器物时，必须有具体的“样本”根据，当时人称之为“样制”、“样 式”或“图样”。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为“样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 题。

　　　　 一 从《三礼图》到《博古图》

　　北宋时期，朝廷制作礼器的样本是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聂氏《三 礼图》继承了汉唐经师对于“三礼”名物制度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文献出发，通过经 文和历代注疏来复原上古礼器。这样就难免出现很多望文生义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其中荒谬可笑之处比比皆是。宋初将《三礼图》定为朝廷礼乐制作的范 本，并图绘于国子监讲堂之壁，享有权威地位，但学者范围内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三礼图》的问题，在传统经学体系内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求助于新的知识背 景。宋代金石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更新传统礼学的任务。

　　宋代古器物学的先驱刘敞就是一位礼学专家， “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数十件，经常说：“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 （2）他在《先秦古器图》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礼家明其制度”应是古器研究的目标之一（3）。刘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学家吕大临，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他 博学多识，“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4）。他曾“集诸家之说补《仪礼》”，又在家庙祭礼中使用古器，穿着古礼服（5）。 可见他的古器研究更是与复兴古礼的实践相结合。吕大临的《考古图》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三礼图》的错误，但是他确立了根据器物“自名”来为古器定名的原则， 实际上已经在很多方面否定了《三礼图》，在当时的学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崇古之风的盛行和古器物学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直接对《三礼图》提出质疑。比刘敞稍后的沈括，就已根据出土的“黄目彝”、“谷璧”、 “蒲璧”等物，指出“《礼图》亦未可为据”（6）。受学于王安石的陆佃，撰写了《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 物，与聂图大异。”（7）可见在徽宗改制之前，士大夫中间已经出现了摒弃《三礼图》，根据古器实物来绘制新《礼图》的尝试。

　　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学传统的支撑，众家古器图的导夫先路，以及士大夫阶层高涨的复古热情，才有徽宗朝规模空前的礼乐制作。大观元年（1107），徽宗于尚书省设置议礼局，作为推行礼制改革的专门机构。二年十一月，议礼局详议官薛昂上奏：
　 　“‘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伪为也。……今朝廷欲订 正礼文，则苟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臣愚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收藏古礼器者，遣人往诣所藏之家，图其形制，点检无差误，申送尚书 省议礼局。其采绘物料，并从官给，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骚扰。……’奉圣旨依所奏。” （8）

　　当时使用的礼器仍然依照《三礼图》制作，要 制作新礼器必须有新的样本，但是除《三礼图》之外，朝廷手中并无其他图样。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虽然早在皇 祐三年（1051）就已有图录编辑（9），但规模毕竟有限。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皇家藏器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更没有刻意去搜集民间古器。李公麟、 吕大临诸家《考古图》收录的器形，虽然可供士大夫赏鉴考究，但器类并不完整，无法与礼书完全对应；摹绘刻印也比较粗劣，器形失真较大。为了给新礼器提供可 靠的样本，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古器全集”就成为当务之急。徽宗一方面采纳薛昂的建议，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形；另一方面，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编绘为《宣 和殿博古图》，即后来《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10）。因此，《博古图》修撰的初衷，应该是为改造礼器提供一部“图样”集；在后来的实践中，它也的确发 挥了这样的作用（11）。

　　随后，出于收藏鉴赏和制礼作乐的双重需要，徽宗开始大规模从民间搜集古器。到政和年间，内府藏器增加到六千 余件，宣和年间更是“累数至万余” （12）。从传世品和历代著录的铭文看来，徽宗朝的仿古礼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至七年之间，这与古器“样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开的。随着大批新制礼器被用 于祀典，《三礼图》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政和五年六月，校书郎贾安宅上言：
　　“‘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仪绘于图，著其义具，后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象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 ”（13）

　 　此前，议礼局于政和三年（1113）编成《政和五礼新仪》，颁降于地方州军，取代了奉行多年的旧礼。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礼器改造尚未展开，《五礼新 仪》中并未包括新的礼器图样。在贾安宅的建议下，《三礼图》被彻底废弃，国子监及地方州县学墙壁上所绘的图样都被毁掉。但是，他提出的将新礼器图样编纂成 书的要求，却迟迟没有实现。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数地方州军仍然没有得到新的礼器图样。《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
　　“宣和元年五 月二十七日，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窃惟朝廷讲明祀事，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笾豆簠簋之类，或有未应法式去处。 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弊。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 望下有司彩画式样，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令诸路州军依图制造，内有铜器者，以漆木为之。”（14）

　 　据董正封所言，当时个别州军（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颁降的“式样”，并依样制造了新礼器，这或许就是贾安宅上书的效果。董正封上言之后，朝廷曾有诏命礼 制局绘制礼器图样，颁降诸路州军（15）。不过从以后的事实看来，这次下诏恐怕并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甚至朝廷有没有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都不无疑问。如果 徽宗朝已经有编辑成书的新礼图，或者地方已普遍得到新图样，那么高宗初年制造礼器时，就不会因为无图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礼图》的旧样了。

　 　徽宗朝在大规模改造礼器之后，为什么没有用新的《礼器图》来取代《三礼图》呢？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大观二年薛昂箚子，当时派画工到收藏古 器之家摹绘图样，用的是彩绘；而据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颁降地方的新礼器图样，用的也是彩绘。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图》的原本，应该也是彩色绘制的 （16）。之所以用彩绘，应该是为了更真切的传达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术发明之前，这是最高级的方法。但是当时的印刷技术无法实现彩色套印，这就决定 了《博古图》和新礼器图样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复制。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绘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普遍颁降于地方。第二，徽宗制礼作乐的重 心是郊祀明堂等国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图》已经很好的起到礼器图样的作用。至于地方礼器的滞后，朝廷并不急于解决，也就没有刻印新礼图的迫切需要。

　　徽宗没有想到，他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中毁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高宗朝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 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 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17）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称之为“新成礼器”。建炎三 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 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18）。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无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 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

　　 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
　 　“‘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笾豆爵 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今来未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19）

　 　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已经致力于从民间搜集流散的“新成礼器”，但数量极为有限。陈与义等提到的“样制”，应该是指“新成礼器”的图样；而“考古图册” 指的应是古器图录，尤其是《宣和博古图》（20）。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确将《博古图》等图录当作礼器图样来使用。这次明堂大礼仍然和绍兴元年一样，依 《三礼图》样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这也是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

　　不过国子监丞王普等人还是对当时的礼器样制提出了批评：
　　 “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 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 于此。其用铜者，尝有诏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于应天，郊祀于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 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簠簋尊罍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21）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在百余 年来《三礼图》与金石学的较量中，后者最终获得了胜利。经过徽宗一朝的复古运动，《三礼图》在士大夫心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 性。他们所推崇的，是仿照古器制造的“新成礼器”。在他们看来，形制合于“古器制度”是第一位的，至于材质是用铜还是漆木则是次要问题，可以根据条件权宜 处置。

　　王普的建议由于朝廷没有“《博古图》本”而被搁置，但以他为代表的声音却在不断推动朝廷向着政和新礼的方向回归。绍兴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诏命东京留守搜集残余的“新成礼器”（22）。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铜爵的建议：
　 　“今遵依指挥讨论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绍兴四年已得指挥外，其所用爵以木为爵形，而背上负尊。按《郊庙奉祀礼文》谓许氏说“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 也”。昨来臣僚看详，以谓不应古制，欲仿古刻为爵形，凿其背以实酒，以应《说文》“中有鬯酒”之义。又考《礼象》铜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 柄，正得古制。兼昨来政和年间，已曾依此改正铸造，缘渡江之后，类皆散失。兼昨绍兴七年明堂大礼，御前降到古铜爵，依得《礼象》制度。今来合将木爵并行改 正，用铜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样制造铜爵并坫。”（23）

　　据此段史料，绍兴七年明堂大礼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铜爵”。《郊庙奉 祀礼文》为神宗元丰年间太常陈襄等人所详定，陆佃亦曾参与其事（24）。有趣的是， 这次礼官在论证古爵形制时，还参考了陆佃《礼象》中的图样。在朝廷缺乏新礼器图的情况下，私家撰述的礼图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次讨论能够将文献、礼 图、古器实物相结合，说明古器物学已经深深的渗入到礼学的传统中（25）。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丙寅，太常寺奏大礼祭服事，高宗 表示：“朕尝考三代礼器皆有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义。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 古。”（26）此后，南宋朝廷终于访求到《宣和博古图》，使复兴“政和礼器”成为可能。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礼部上奏：“窃闻朝廷已求得《宣和博 古图》本，欲乞颁之太常，俾礼官讨论改造，将来大礼祭器悉从古制，以称主上昭事神祇祖考之意。”其后皇帝下诏，由秘书省现管的三部《宣和博古图》中“给 降”一部（27）。从此，《宣和博古图》就成为南宋改造礼器最重要的依据。

　　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 王鈇、内侍王晋锡等人主管改造礼器事宜（28），同时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礼器局。十五年 （1145）八月，高宗手诏命有司讨论修整南郊大礼所用祭器。十月，太常寺上奏：“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 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29）政和年间制造的“新成礼器”除大批用于国家祀典以 外，还曾赏赐给重臣作为家庙祭器，蔡京、童贯等权臣都曾得赐（30）。这些家庙祭器完整保存了“新成礼器”的组合原貌，因此成为重要的“样本”资源。十一 月十一日尚书省箚子：“契勘参知政事翟汝文曾任礼制局官，其家以古器、制度、文字并图样甚多，乞下翟耆老尽数检寻，时踅发赴礼器局参照讨论，候了毕给 还。”（31）翟汝文是徽宗时参与制礼作乐的骨干，史称其“好古博雅，精于篆籀”（32）；政和礼器的很多铭文都是出于他的手笔，他还曾自制仿古铜器 （33）。此时翟汝文虽已去世，但其家中仍藏有很多古器、图样和铭文拓本，很可能还包括政和礼器的图样，此时也命其子翟耆年尽数上交。经过多年来不遗余力 的搜寻，南宋朝廷终于积累了足够的礼器样本。

　　十一月，段拂、王鈇等人汇报了他们制定的改造方案（34）。从这一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当 时改造礼器的最高标准是《博古图》和“新成礼器”。凡是《博古 图》“该载”的，如著尊、著罍、壶尊等器物，均以《博古图》为样本来制造，同时参考“新成礼器”样式。《博古图》没有“该载”，但有“新成礼器”可以依据 的，如山尊、铏鼎等器，就仿照“新成礼器”来制造。《博古图》不“该载”，又无“新成礼器”可供仿照者，如概尊等器，就参考“秘书省见管古器”来制造。实 在没有样本可以依据，而又无关紧要者，比如“太庙俎案”，仍然按照《三礼图》改造（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礼器的材质均严格按照礼书规定的制度，除圆 坛正配位祭器依礼仍用陶瓷器外，其他此前权用陶瓷漆木器代替者，均改用铜器。当然，此时南宋政府的实力已经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制作了。

　　通观南宋朝廷恢复“政和礼器”制度的过程，主要的“样本”来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 《宣和博古图》
　　这是最重要的“样本”依据，绍兴初年几次改作礼器的动议都因没有《博古图》而作罢。直到绍兴十三年太常获得《博古图》之后，大规模的改作才得以展开。
　　二 政和“新成礼器”
　 　“新成礼器”包括国家祀典用器和颁赐臣僚的家庙祭器。前者有一部分被金人掳走，劫余者被高宗搬到扬州，用于建炎二年的郊祀大礼，又在渡江逃难途中散 失。其后陆续搜集到的“新成礼器”，据《玉海》卷六十九记载，仅存五件，可能包括陈与义等提到常州缴纳的“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以及段拂等所言太常 从街市收买的一件山尊。绍兴十五年下诏从臣僚家收来的家庙祭器，也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 朝廷所藏古器
　　包括内府和馆阁的收藏。《绍兴稽古录》一书的编纂，可能与《宣和博古图》一样，都是为制造新礼器提供样本。
　　四 私人收藏的古器和图样
　　主要从翟耆年处获得。这批资料与“政和礼器”有密切关系，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五 私人撰述的新礼图
　　绍兴九年改造爵坫，依据的是陆佃《礼象》的图样。
　　六 《三礼图》
　　《博古图》不载，而又无“新成礼器”及古器可仿照者，仍依《三礼图》旧样。这部分礼器为数极少。

　 　为了恢复政和礼制改革的成果，南宋朝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君臣上下意见高度一致，可见政和新制是如何深入人心。绍兴年间为改造礼器搜集“样本”的 过程，将北宋时期古器物学和礼学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起，并且力求最大限度的忠实于 “新成礼器”的原貌（35）。绍兴十五年改造礼器的同时，还曾将新礼器图样编绘成书，是为《绍兴制造礼器图》（36）。能够取代《三礼图》的全新《礼器 图》终于诞生了，而且可以镂版印刷，这使得新礼器图样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政和“新成礼器”至此得到全面复兴和巩固，《三礼图》的旧样最终退出了国家一级 的祀典。

　　　　三 南宋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

　　虽然新礼器已用于国家祀典，新的《礼器图》也已成书，但是要推广到地方，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光宗绍熙初年，朱熹在一份申状中指出：
　 　“淳熙颁降仪式并依聂崇义《三礼图》样式。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 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今州县既无此本，而所颁降仪式印本，尚仍聂氏旧图之陋，恐未为得。欲乞行下所属，别行图画镂板颁 行，令州县依准制造。其用铜者，许以铅锡杂铸。收还旧本，悉行毁弃，更不行用。”（37）

　　绍兴十五年（1145）奉圣旨“开说印造” 的，应该就是《绍兴制造礼器图》。印制此图，除了方便朝廷使用外，更重要的是“颁付州县遵用”，将新礼器向 地方推广。但不知为何，这次的圣旨与徽宗时一样，未能贯彻实施，州县仍未得到新图样。早在孝宗淳熙六年（1179）以前，朱熹就请求朝廷将“《政和五礼新 仪》内外县臣民合行礼制，镂版行下诸路州军，其坛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画图本，详著大小高低广狭深浅尺寸行下，以凭遵守。”（38）但是淳熙六年编纂的祭祀 仪式参考的却是“大中祥符颁降州县释奠祭器制度”（39），祭器仍用《三礼图》样式。在朱熹的要求下，绍熙五年（1194），太常寺将改正后的州县释奠仪 式“行下临安府镂板，同《绍兴制造礼器图》印造，装背作册，颁降施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通过它，我们仍能窥见《绍兴礼器图》的部 分原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颁降于地方，使新礼器样式得以普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40） 。

　　新礼器向地方扩散的另一个途径是 家庙祭器的颁赐。绍兴十六年（1146），新礼器大部造成之后，高宗还命礼器局依政和年间旧制，为太师秦桧制造家庙祭 器。此后，重臣由朝廷颁赐家庙祭器遂成定例，韦渊、吴益、杨存中、吴璘、虞允文等人都享受过这种殊荣。但是，由于铸钱所需的铜资源匮乏，从绍兴二十八年 （1158）开始，朝廷多次收缴销毁铜器，并厉行禁止民间私铸。这样一来，颁赐祭器的定例也无法顺利执行。淳熙六年（1179），朝廷命工部文思院为中兴 功臣韩世忠制造家庙祭器，但有司却提出了缺乏铜料、工匠等困难。此后，一些大臣多次就此事上书，反对和支持的意见不相上下。直到淳熙八年（1181）十 月，才有了最终的解决方案：由文思院制造木爵、木勺各一，其余祭器由太常彩画式样，一同颁赐，“听其自造，并用竹木”（41）。此后，多数大臣的家庙祭器 大概都是由朝廷颁赐图样，自行制造。太常彩绘的图样，与印刷本《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相比，应该会更加精致准确。而图样的传播要比实物更容易，这样一来，也 促进了新礼器在民间的扩散。

　　与此同时，金石学传统仍然在向前发展，北宋时期的金石著作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据翟耆年《籀史》记述，他有 一次偶然造访叶梦得的书斋，发现案头摆放着吕 大临的《考古图》。从《考古图》在当时的影响看来，很可能已经有刻本流传。而据李邴为王俅《啸堂集古录》所作序言，当时《宣和博古图》“流传人间者才一二 见而已”（42）。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博古图》，由于原本是手工彩绘，且深藏于皇宫秘府，其在民间的流传范围远远不如《考古图》等私家著作。直到元明时 期，《博古图》印本普及之后，它才成为民间仿造古铜器的“样本”宝库。

　　南宋时期，民间的铜器制造业虽然屡遭禁止，却仍然相当兴盛。建 康府句容县自唐代以来就以出产铜器闻名，北宋以来，在收藏古物之风的带动下，开始制造仿 古铜器。绍兴十年（1140），文思院承旨改造铜爵坫，因“本院全阙铸 工匠”，“询问得建康府句容县多有铜匠，造作古铜器货卖，制作精致。乞朝廷指挥建康府下句容县计置，依样铸造。”（43）可见，当时句容的仿古铜器已达到 相当高的水平，以致朝廷制作礼器不得不求助于当地工匠（44）。而这些民间工匠在为朝廷效力的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古器和图样，把这些“样式”带回 民间。此后，无论地方州县制作庙堂礼器，还是官僚世家制作家庙祭器，都要借助这些民间匠人。绍兴新礼器的“样式”也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民间的工艺传统中。

　 　因此，南宋时期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是异常复杂的。其中有刊刻流传的各种古器图录，有朝廷颁降地方的礼器图样，有官僚世代相传的家庙祭器，也有 士大夫家收藏的古器实物。这些因素在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实物中都有所反映。下面，我们就结合1996年四川彭州南宋铜器窖藏出土的器物来做一下具体分析 （45）。

　　该窖藏所出铜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仿古铜器，比如琮、甗、鼎、尊、盘、蒜头扁壶等；第二类是仿照当时的生活用器，尤 其是瓷器，比如执壶、长颈 壶、瓶（包括八棱瓶，“组合式”瓶）等；第三类是将古器造型与日常用器相融合的产物，比如三足壶、鬲形瓶。这批器物的一大特点是多“组合式”器，也就是整 器分成两个可拆卸的部分，这可能是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同时也说明，这些器物大多不是实用器，而是仪式所用的陈设。多数器物是靠锤揲成形而不是铸造，而且 是各部件分别成形后再焊接成一体，导致很多本应有耳的器物（鼎、甗）将耳省去了，仅有一件甗有靠铆钉连接的附耳。器物的纹饰多采用錾刻和锤揲工艺，说明当 时的铜器制作工艺已经与古代有天壤之别，而且受到了金银器的很大影响（46）。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器物中甗的数量很多（完整器共有6 件，另有不成套的鬲形足两件，器口4件），但甗并不是国家祀典中规定使用的器类。其中体形最大的 一件甗（CPJ：14）在颈部和腰部都有附耳，形制与吕大临《考古图》卷二收录的“圆篆甗”非常相似（47）。一件鬲形足（CPJ：30）的内底有阳线篆 书铭文：“圆篆甗汉□男平永宝用”，“圆篆甗”这个名称显然是从《考古图》搬来，而本器顶部平面的纹饰与《考古图》所描绘的“圆篆甗”甑底部隔箅的形状一 模一样。另外一件残存的甗甑部（CPJ：40），其方唇、外鼓的圆肩也与“圆篆甗”如出一辙。甗的足部都是用铜片弯曲而成，而且多外撇，其侧视效果与《考 古图》中缺乏立体感的图像非常相似。纹饰中的兽面纹、云雷纹等都有很大变形，如云雷纹多是僵硬的圆形、回形，与《考古图》也很接近。因此，《考古图》应是 这些器物的主要“样本”来源。而且制造者基本不了解“样本”的原有意义，只求外观相似，于是省去了原本具有特定功能的部分，却在某些细节上一味模仿。

　 　该窖藏还出有一件“组合式”尊（CPJ：10），仅存上半部分，也就是商周时期“三段式”尊从器口到肩部以上的一段，其形制、花纹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宣 和三年山尊极其相似（48）。经对比可以发现，纹饰的细节几乎一模一样，仅颈部龙纹的排列方向与宣和山尊相反。可见本器的“样本” 应该就是宣和山尊。如果制作者参考的是图样，不太可能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他们应该看到了实物或高精度复制品。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仿照朝廷颁赐的家庙祭器来 制作的。前文提到，绍兴十五年段拂等人改造礼器时，有一件从街市收买的山尊被当作“样本”。因此，南宋时期的“山尊”很可能是由宣和山尊一脉相传而来。

　 　这批器物的纹饰除了取自铜器的兽面纹、云雷纹、蝉纹、乳钉纹等，还有来自金银器和瓷器的窗棂纹、缠枝纹、花瓣纹，而且这些来源不同的纹饰往往呈带状交 错安排在同一件器物上。蝉纹均被安排在纹饰带的顶层或底层，兽面纹一般在中心的显著位置，这些都遵循了铜器纹样的传统。但乳钉纹出现在甗上则是青铜器中没 有的现象，和三足壶和鬲形瓶的造型一样，可以说是制造者的大胆创造。

　　我们推测，这批器物可能是士大夫阶层家庙中使用的礼器，应该出自 民间工匠之手。器物的主人大概没有资格享受朝廷颁赐祭器的待遇，出于仰慕攀比的心理而 制作了这些器物；为了避免“僭越”，他有意回避了国家祀典规定的器类。因此，多数仿古器物不是按照朝廷颁降的礼器图式，而是参照《考古图》来制造的。另一 些器物则模仿当时常见的金银器和瓷器。只有那件“仿宣和山尊”显示出制造者曾见过朝廷颁降的祭器。多年来，四川地区曾陆续发现一些南宋仿古铜器，出于窖藏 的可能是家庙祭器，出于墓葬的可能是墓主生前收藏的“古玩”（49）。其“样本”有些明显取自古器图录，有些可能是仿照民间收藏的古器，基本看不到朝廷礼 器的影响。

　　虽然同是崇古风尚和金石学影响下的产物，南宋时期仿古制作的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官方传统带有复古改 制的政治色彩，更多的受到礼 学传统限制，因此更强调忠实于“古”；而且一旦“复古”成功，形成新的定制，就很少向前发展。民间传统则更为商业化，更多的受到古物收藏和流行审美情趣的 影响，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在民间，“古”往往在“今”的影响下发生种种变形，涌现出很多貌似“复古”，实际上却甚为新奇的形式。元明以 降，国家祀典使用的祭器墨守宋代“新成礼器”的样式，但民间的仿古制作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一大艺术潮流。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和历史系邓小南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1 对于宋代古器物学与仿古制作的关系，学者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看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期（台 北），2001年；王世民《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收入《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英）罗森《过去在中国的多种含义》，收 入《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 图〉为例》，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台北），2003年；李零《铄古铸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中华书局，1977年。
3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 《宋史》卷三四○，《吕大临传》。
5 参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
6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参看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
9 翟耆年《籀史》：“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窽以赐宰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是为《皇祐三馆古器图》，乃宋代皇家编纂古器图之始，它的出现也与乐制改革有关。
10 据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97年），大观初年内府收藏的大小礼器只有“五百有几”，与《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八百余器还有相当差距。《宣和殿博古图》应该是在这五百多件器物中遴选编辑的，当然很可能还收入了到民间藏家摹绘的图样。
11 《宣和博古图》对一些器物的定名，如“著尊”、“壶尊”等，完全是按照当时祭器的名称，而且这些器物的图像也完全被南宋时期的《礼器图》继承，参看前引许雅惠文。
12 蔡絛《铁围山丛谈》。
13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
14 中华书局，1957年，第1册。
15 《玉海》卷五十六亦载：“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铜器以漆为之）。”按：此处应是将董正封上奏的日期误当作降诏的日期。
16 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三：“北方好事者收《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皆高宗时所收三代古器，各图其物，或青或绿或红，各抚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证，如《宣和博古 图》加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这里提到的《绍兴稽古录》应是南宋高宗时仿照《博古图》编绘的古器图录，又见于（元）陆友仁《研北杂 志》卷下，称其“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由此亦可推知《博古图》原本应为彩绘。
17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8 参看《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
19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0 据《中兴礼书》卷九，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礼部上奏：“四年亲祀，议者以新成礼器为合于古，请复用其礼度。事下，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指的应即此事。可见陈与义等所说的“考古图册”主要是指《博古图》。
2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玉海》卷六十九亦载王普之言，较为简略。
2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壬戌，诏东京留守同搜访郊庙礼器来。上时当行大礼，上以渡江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故命访之旧都焉。”（中华书局，1956年）
23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4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二九六，中华书局，1979－1986年。
25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绍兴）十年二月一日，工部言，据文思院下界申契勘，近承指挥改造将来明堂大礼合用铜爵醆并坫，依古爵《礼象》制造四百五十二只，爵坫合依本寺见管《礼象》内样制造四百七十二片。”可见这次改造爵坫最后是依照《礼象》中的图样。
2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
27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28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玉海》卷六十九。
29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0 《文献通考》卷一○四：“时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门下侍郎余深、中书侍郎侯蒙、尚书左丞薛昂、尚书右丞白时中、权领枢密院事童贯并以此给之。”
31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2 《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传》。
33 （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壶盘权钲，各有铭，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翟汝文所撰各种铭文见《忠惠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
34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5 关于宋代朝廷所作仿古器物的艺术特色，前引陈芳妹文有详细分析，本文不再缀述。
36 尤袤《遂初堂书目》收有此书，称为《绍兴礼器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其后亡佚。
37 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8册。
38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申请所降指挥”。朱熹在这里要求彩画图样，可能是为了更加精确，而且也有徽宗朝颁降彩画图样的先例；但随后他又请求将有关制度图样“抄写图画”，“镂版行下”。显然，只有雕版印刷才能满足短时间内普遍颁降地方的要求。
39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淳熙编类祭祀仪式指挥”。
40 河南洛阳的一些元代墓葬中，就出有仿照《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样式制作的陶礼器。前引许雅惠文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41 《中兴礼书》卷一百七十，群臣家庙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
42 王俅《啸堂集古录》，4页，中华书局，1985年。
43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另外，传世的绍兴洗铭文也说“句容令作宝洗”（参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189页，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该器制造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可见高宗朝有相当数量的礼器是由句容县制造。
44 由此我们也可推见徽宗时的情况，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制作，必然要使用民间工匠，政和礼器中很可能也有句容匠人的作品。
45 参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46 据《中兴礼书》卷一百七十，群臣家庙二，当时制造铜礼器“全籍高手捏蜡铸 ，鐫钑磨锃等匠人趁此造作”，说明采用的是失蜡法铸造成形，纹饰可能多用錾刻。可见不同地区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差别。
47 参见吕大临 赵九成《考古图 续考古图 考古图释文》，33页，中华书局，1987年。
48 宣和山尊图像参看李米佳编《紫禁城的青铜艺术》，1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49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发现的一处南宋窖藏》，《文物》1984年1期；遂宁市博物馆等《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四川省文物 管理委员会《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文物》1987年2期（案：此墓年代虽被发掘者定为元代，但出土器物很多为南宋时物）。

李幼蒸--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

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

李幼蒸

为什么要来回顾一下外语学习经历呢？长期以来我被一些朋友视作毕生专攻外语；我又的确靠外语哲学翻译进入了单位；其后我也用外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又靠外 语条件与国际同行来往。即使如此，本来也不值得一提，因为外语科班出身的人都会有此类经历。值得一提的理由却是：我其实始终未在严格的意义上“掌握”外 语。我也从未真正“喜爱”过外语；毕生和我在一起的外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纯然的工具，只能服务于某种特定用途（读学术书）的工具。现在，到了再也没时间 提高外语能力的时候，可以来回顾一下我和它相处一生的故事。

1。我的外语程度

我家多有人出身于外语专业，且多自幼表现出外语学习能力，我则正相反，自幼不喜外语，更不善长学外语。我在自学英语20年后，参加教育部出国英语口语培训 班时，在四个等级中被排在倒数第二级；排在我上面的竞有只学过一两年的年轻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英语程度”竞如此之低。一般说到“会外语”、“掌握外 语”，大多是指这类标准的“读听说写”外语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弱点，一目了然。如果参加托福考试，相信我的分数也是中偏下的。然而别 忘了，我又是一向享有“五种外语”虚誉者（马元德知我进社科院后曾对人戏说言李以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外语打交道。哲学所因非 外语机构，对于一个人“会外语”的性质不多辨析，不少人也始终以为我以外语见长。以至于80年代中对青年研究员破格晋升的英语考试时题，还委托我来出的。 直到今日，生活在英语世界多年，我这个学了一辈子英语的人也办不到完全听懂电影，对于速度较快的日常英语亦无法跟随，至于专业性英语（科技、医药）则完全 无法应付。因此按照标准的“掌握外语”概念来说，我连一门英语都算不上掌握，更谈不到其他外语了。因为从50年代末开始同时学几种外语起，预定目标中英语 是应该“读听说写”全面“掌握”的，其他外语则只要求达到读解社会科学文字的程度，至多涉及一些小说类读物。现在，我虽按照几十年的习惯还在每日单拨少许 时间专来温习语言类材料，但已知此生外语程度到此为止了。其结果是，我毕竟仍未能达到对英语论文写作定稿的程度。我未能达到早年学习外语的理想程度，一方 面证实我确非外语长才（因为花费的时间还是相当多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学习方法是“不得法”的。而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我又成为广泛利用外语能力在各 地华人社会绍述西方人文理论者；一个没能“掌握”外语的人，却成为比许多确实掌握了外语者更多地“利用”外语来工作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谈到这里，就 得牵扯到中国人与“外语”有关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个人特殊的“外语观”了：为什么学者需要学外语，又该如何学法？也想顺便在此做一些自我剖析或说明，并希 望我的外语经验对于青年朋友有可借鉴之处。也希望通过我的极不正规的学习外语的经历，来说明我的外语学习和我的学术追求的关系。现在国内学外语成为了文化 和教育的必需，人人都在花大力气学外语，以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对于这种社会潮流，我则不以为然，并确知我学外语的动机和80年代以来的追逐外 语潮的世人，非常不同。

2。1957起开始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

我虽然一直喜读欧美文学翻译作品，但中学时期从来没想过应该学习外语以便将来有可能阅读原文作品。也就是说，到了中学毕业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步父兄的后尘 进入外语系；那个时候，进外语系无疑是文科领域中热门选择之一。另一个证据是，我在1956年时也没想到过建议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报考英语系，而是建议 她报考了中文系。

中学时代对外语没有特别注意，也说明我只是“生活在”小说世界里，却远远没有达到“研究”文学的程度，否则外语作为工具，乃文学研究必然的专业选择。到了 大学后，才慢慢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可以说这完全是因为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探讨的兴趣突然猛增的结果。哲学，那时对我来说，完全属于欧美文化范 围。为了学习哲学，必须掌握外语。反右运动的刺激导致我的知识追求冲动空前强化，1957年底，在历经多重公、私事务（将另记）剧变后，我的求知志向趋于 成熟，并认识到英文的学习对我来说已属绝对必要，但对我而言，一切得从零起。我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时，大概学过一年英文，结果一无所得，只记得book、 boy等几个字而已。中学到大学虽一共学过8年俄文，却也几乎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我是一个非常不用功的人，并甘于落后）。在关注西方哲学以来，所谓外语的 需要，首先就指英语。我于是从1958年起已在着手学习英语之事。等到1959年初退学后开始自学阶段起，英语学习立刻成为自修计划中的主要科目。等到每 日去北图“报到”时起，英语的学习已经跃升至首要地位，因为一个诺大的西文书库就横陈在眼前。为了有朝一日得以进入此精神富源，必须掌握外语“钥匙”。由 于“目标”触手可及，每日在北图目录室翻阅西文和日文书目时，我的学习“野心”遂逐日膨胀，并开始认识到，为了充分进入此精神富源，单只一门英语是不够 的。起码应当能够阅读英、德、法三种外语。我虽自知从无外语天赋，但习心炽烈，并不考虑个人能力条件，而是抱著非掌握外语不可的决心。所谓“掌握”，我当 时的理解就是：“读懂社科书藉”。在理论上，这应该比全面掌握外语要容易得多。我大致采取一种实用的方法，一开始选择科技外语读本，掌握基本语法，然后独 立地记忆社科类单词，以期尽快地达到初步阅读原著的目的。当时这种不正规的想法，带有不小的感情用事成分，很像是为了亲近喜爱的女子，而迫不及待地设法先 跳入门墙瞥上一眼，以解渴念，至于是否日后能够得到，并不多加思索。

不过，对于英文能力，我到底要求高一些，认识到应该全面掌握它，因此应该多少按部就班地前进，不应求快。对我来说矛盾的却是，英文原著又是我最想尽快能够 读懂的。于是也只能采取多条路径学习，以应付不同的需要。大致说，这就是：1。像德法文一样，快速突进；2。采取大学文科英语教材，希望掌握些基本功； 3。从英语简易读物开始，增加小说类阅读锻练。后来买到各种外语学习留声片，增加了英德法口语和听力的锻练。我也背诵过“灵格凤”程度的建简易学习课文， 虽然成效不显。我的主观上的问题是，一直认为自己今后可能并无时间和必要掌握德法文的口语，何必花费此时间，所以不曾反复锻练，而只增加些听力的感性体验 而已（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到德国法国去，否则至少真应该花上一个夏天背下《灵格凤》课文）。随著学习的延续和认识的扩展，对于外语阅读的范围和迫 切性感则在逐渐增加中。由于我“按奈不住”阅读的冲动，在学习外语的同时，我均提前（超出个人语言的程度）借阅（最新的）哲学和社科类的英德法文读物，勉 强“泛读”，稍有所获，则心喜不已，以为自己这种“硬读”的办法是有效的。我学外语就是为了读现代西方文史哲，也必须能及早“验证”成效，外语学习才有意 义，也就是待在北图读书才有意义。后来我的“外语热”发展为机械地背记单字，目标是：消极记住德法文各两万词，英文三万词，认为这样才能有朝一日顺利读通 各种社科书藉，甚至文学书藉。为此我从字典上抄录了大量单词卡片，分类结扎，放到盒子里。几年前在京整理旧物，看到保存的大量单词卡片，还舍不得扔掉，因 为它们成为我早先外语努力经历和伴随心境的纪念物。六、七十年代的十几年间，这些卡片和抄录的诗词笔记等等，都是每年在火车上伴我南来北往的必携物。

3。婚后外语意识的强化

1963年春节我赴杭州结婚，婚后随妻子回她那时任职的宁波骆驼桥镇宁波师范学校宿舍一起生活。学校和宿舍均位于一座旧式大宅院内，我们住在后院二楼，楼 下就是教室。白天妻子去上课时，我一人在室内读书。记得身边带有外文书店购得的东德《新世界》刊物，作为德语课外阅读材料。学校背后是一片田野，我常独自 到那里散步和背诵英文，心里想到有朝一日能够说写英文该多好。（我因为记住了当时的愿望，才连带记住了屋后田野的散步）记得我在妻子宿舍读书时，楼下教室 里正好是地区小学女老师进修班上课。课间休息时常常听到她们忘情地合唱“十送红军”小调，这首歌遂成为我一直喜听的民歌之一。每一听到此曲，即联想到骆驼 桥楼上读书的情境和气氛。夜间我则借助一台矿石收音机收听海外消息。某夜惊悉肯尼迪遇刺身亡，我还把此消息次日告知同事柯老师（他是傅作义部文书，后遣散 来甬任教。我们常一同闲谈往事）。那些“新婚”日子里，晚上不时和妻子要好的一批“自由散漫”同事去河岸吃馄吞。那时我“对外”的“身份”就是“外语自学 者”。谁又知道我那里会什么外语呢。（2004年4月初有机会赴甬一日游，曾雇车赶到地名已改的骆驼桥访旧。学校旧屋早已拆毁。在查对地址无误后，摄影留 念，并请司机绕道河埠头，四十年前甬镇情景，还有些影子在）。

结婚以后，在通信时处处依顺于我的妻子，开始和我发生了“矛盾”。对她而言，两人在一起就好，而未预料到，和我在一起还得忍受另一层折磨：我开始在她工作 之余逼他学英文。她原以为攻读学问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她对此能够认同和欣赏就可，没想到我竞趁婚后共同生活之便，要她参与其事。实际上我从中学和她恢复来 往起就不断在信上建议她学这读那，她都“虚应”了事。现在到了一起则无法回避，只好抽时间学习我为她选择的一本苏联编英语教科书。不难想象，1963年 时，英语和现实生活是凤马牛不相干的事，而我却视其为第一要务。在我“逼迫下”她最初竞也学了不少篇课文，我则每天为他计算她掌握了多少单词，并因此鼓励 她前进。但是等到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她来信告我因学校事物繁忙而不得不放下学习时，我即去信责备，要求她应不顾一切坚持学习。因为外语学习是不进则退，原 先的努力等于生命的浪费。后来断断续续，她的英文稍有长进时，还曾借助词典独立翻译了一篇莫姆的短篇小说，我自然非常高兴，认为从此可以逐渐提升。但是， 结果并非如此。在“学习”上，她毕生受我“逼迫”，我常对她理论说：在家务上我舍不得花费时间，但为了她的学习，我愿意多做家务。不过，她既不希望我逼他 学习，也不希望我参加家务。记得1967年夏她来北京探亲时，我们坐在院子里，我在陪伴她复习英文的同时，读到参考消息上有关布拉格事变的报导，院子里过 路的人奇怪地问“为什么要学英文呢？”我当时所看重的似乎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我记住了那个场景，因为有人问为什么要学此无用的东西，以及匈捷事 件留下的鲜明记忆。

六十年代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外语。开始学外语的时期，也是我迈上毕生学习之路的开始。从此我惜时如金，不肯荒废分分秒秒。1963年夏我赴杭探亲，住在刀茅 巷76号妻子家中。暑假时妻子的大姐夫妇也来住了几天，每天一起吃饭。我的身份在亲友面前当然不免尴尬，尤其是学外语成了我的居家不业的“招牌”，而别人 完全不知道学外语怎么会对我这么重要。为了减少我在亲友眼中不劳而获的形象，妻子把饭后刷碗的工作交给我来做。记得我在水池子旁边的墙上，贴上法语动词变 位表，刷一下，看一眼，似乎连这么一点时间都舍不得浪费，而亲友看得怪怪的，所得的印象必然是这个人大概太喜欢外语，以至于走火入魔了。为了“速成外 语”，我制作了各种简易教具和各种笔记。六、七十年代间，我的实际外语实践等于由两部分构成：阅读原著和背记词汇。外语的正规训练是根本谈不到的。

几十年后回顾一下，应当说，对于学外语而言，语言训练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不得法，甚至浪费了不少时间。到是每天过目的外文阅读习惯让我逐日积累着一定的感 性经验。学外语的往事只表明：我当时的心思全在现代西方思想上。我对西方语言学习的急切态度，反映了我内心对了解和深入现代西方思想的迫切感。结果，我和 外语的关系成为纯然外在性的。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外语，如果不是说讨厌外语的话。因此我从来不可能把掌握外语本身看作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那时，我所并不擅 长的外语以及我对外语的不得法的“硬拼”，成为我坚定朝向人类理论世界之心境的“符号”。今日，当人人学外语，并把掌握外语本身当作身份标志时，我甚至于 开始不满那些“崇拜”外语者。“会外语”，竞有可能成为虚华的代名词，如果人们不是把外语当作追求更高精神价值的手段的话。

按照我的“实用主义”外语学习方针，英德法外语是主业，俄文和日文为副业。如果不是在校学过俄文，我大概不会继续自学俄文了。一方面，六十年代我作过一些 俄语书面翻译，另一方面我对俄国古典文学的兴趣鼓励我把俄文学下去。记得我把兄姐的大学中级俄语课本作为教科书时，第一课的参考读物是《复活》中的一个断 片，描绘涅黑留道夫的心境。记得每当打开课本看到这个片段时，心理都会“触动”片刻。为了俄国文学，我应当把俄文学下去，但我又明确知道，为此花费的时 间，不如用来增加德法文阅读。我就毕生处于这类自我矛盾之中。其中也有一个实际理由：学过的东西如果放弃，就等于生命的浪费，这是不可宽恕的。

至于日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读解大意而满足于初等程度的，这样我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可大致读解社科类读物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意思（而如果要想达到更好的读解 程度，就得多花费我绝对支付不起的数倍时间）。日文的外来语部分和我的英德法语结合了起来（没学过英德法的日文系学生，则须专门学习外来语部分），方便了 许多。我相信，民国初不少留日学者的西方思想的绍介工作，都是通过日文办到的。他们也许会一些英文、德文等，但还办不到直接靠西文吸收西方理论。这不仅是 外语程度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知识问题。他们是通过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语词来缩小与西方思想方式的距离的，虽然他们有些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知识的来源讲出来。

3。读解理论和外语掌握

我这种极其不正规的外语学习方式，虽然在掌握外语方面缺欠明显，却因为我的坚持长期读学术类书藉的习惯而获得某方面弥补，我的读书目的本来在于求知和理解 学术思想。西方语言的语法严格性和语义结构限制性，使得文句的读解之路径，成为有迹可寻。我的外语读解是一半靠消极掌握的语法词法，一半考上下文中意思的 贯穿。意思串不下去了，再反过来查考句法、词法，词典此时极有帮助。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欠缺“外语感”的自信，结果我在读书时必须紧靠文理读解的贯通。 到了翻译时，更加需要依靠词典来决疑。又由于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文史哲理论，所以比外语系学生多了一些理论类书藉的阅读的时间和词汇量。等到我进入单 位学以致用时，我的“强项”恰恰也正好符合工作的直接需要。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搞西学的人如果没有翻译的实践，其外语能力是靠不住的。但是，对于翻译绩 效显著的人来说，也并不等于其外语条件已足已用来做研究，因为研究过程需要大量、准确、快速读解原著，这决不是靠字典工作的翻译家能够胜任愉快的。所以， 所谓“会外语”包含着非常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擅长口语学习，可以不费力地会说多种外语，但未必能读书，更谈不到读理论书。反过来读专业理论书顺利的人，可 能不会基本口语。人们常常对名人踵事增华，动辄说某某大师精通多少种外语，其中颇有名实不符者。人称陈寅恪先生会二十几种外语，我根据自己一生学习外语的 经验可以推断，所谓“会”只是指特定的文字需要而言的，如查考历史文献的不同外语词语等偏于技术性的方面。专家学者以片面的方式掌握一些语种的词法句法知 识，以有助于考证比较稀有文字文本中个别概念的确义，这是可能的。但这不叫做“会外语”。有传记作者提到陈氏年轻时在国外书摊上买下《莎士比亚全集》赠国 内友人，据此推断陈氏年轻时就精通了英国文学。陈氏在致党中央信中提到自己在世纪初就曾在国外首次读过德文原本《资本论》一事，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看作是 陈氏对官方的“负气”之言，以抗拒政治学习，而不可看作是那时陈先生已可掌握高深德语的自白。无论从哲学、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学术德语角度看，对于在海外 主要读外国东方语史类资料的陈氏来说，这都是没有可能性的。汪荣祖在同余英时辩论陈氏短长时，未敢引用他自己书中的原话（“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 （大意）），因怕读者对他有不敬贤者的误会。但是记得陈氏另一位助手也曾婉转谈到，他从未听陈氏说过自己会二十多种外语的事。当然，陈氏必定在比较文献研 究中用使过二十多种外语资料（后来可能因目疾日重而放弃了佛经研究，因此连带放弃了外语运用），所以才会有此赞语，但这不等于“会外语”。如果一个人没有 在他一生的出版物中显示过他有相应程度的外语实践的证据，就不大可能“精通”外语。陈氏在中国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并不需要这类不相干的“美化”的。为什 么要指出这类名实不符的现象？因为年轻人要知道，学术性外语能力是靠大量辛苦和实践积累而成的，绝对不是靠什么天才一蹴而就的。而中国人喜欢神化政治人 物，正如喜欢神化学术人物。少数语言学天才的超常能力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多数平常人都须靠后天努力才能有效运用外语。也就是，必需花费大量时间于外语实 践，否则难免名实不符。如今翻译作品多了，很多人的西学实践是靠两条腿走路：稍会一些外语，特别是一些口语，而实质性外语资料大量靠的是翻译读物。这很象 一些汉学家，颇会说一些汉语，但其学术阅读大量靠的是中译西资料（如《四书五经》之类）。他们也可以有时中西文对比一下，以示“汇通”，实际上主要靠翻译 读物。但很多人不肯坦然承认个人掌握外语的实际情况，而宁肯听任他人称颂自己“精通”多种外语的传言。这样，他们当然无法告诉青年掌握学术外语需要付出多 大代价。有时候，自己不能真正掌握外语而又有资格主持他人翻译外语书藉者，其掌握外语的名声甚至于超出实际会外语的翻译者。就我自己而言，连说所谓“掌 握”外语已觉不确，遑论“精通”。

4。外语读解和口语

我在国外就颇遇到过这类似是而非的情况。有一位法国汉学家在发现我不肯受其“指挥”后，决定“转友为敌”，处处排斥我在法国的机会。其反对我的理由之一就 是李幼蒸“不会法语”，所以没有理由接待他。等到我越过她的控制（由于我在国内外始终处在“边缘状态”，有时就不得不支付额外精力设法摆脱“学界同行”的 “非学术性手脚”）联系到访法的机会后，一次在巴黎高等社科院大厅里相遇。她见我几年后又出现在她眼前，马上用法语对我说话。我则答以英语。她于是找到机 会奚落我说“你原来还不会法语！”我不是一个善于即时“回击”的人，事后才想到我应该用中文反问到“你还不会中文！”我只是需要看法文书，而她是高等社科 院的中国语言学教授，理应会说中文的。结果她应该会说中文而不会说反不觉理亏，而我不需要会说法文，反被她认为理亏。原因何在呢？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 平等观念。中国人学外语就须“四会”，一般外国学者则只须“会读”即可，而不问工作是否需要。而就我和这位法国汉学家对比来说，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她 作为中文语法专家连读复杂中文都不会，而我（由于西方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而非由于我的外语才能）可以读“高深”法文书藉。她对此并非不知道真情，但她故意 通过此“占便宜”方式企图阻碍你的机会。这个例子绝非无关紧要：对于工作需要外语能力者而言，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实情”应该予以关注。如果明明不能用外语 顺利从事专业性工作，却利用上述“掩饰方法”示人，就会使人们看不准他的相关“研究能力”究竟为何，就会发生相关误判。

在德国的类似经验就更多了（也许我在重复以前提过的事了）。有两件明显不平等的事却是中外通行：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外国菜名被认为教养不够，而外国人从来不 屑于记住中国菜名？为什么长年居住中国的外国人不需要学中文，而长年住在外国的人就必须会说当地语言？本来一切取决于生活工作的需要，但会不会外语似乎成 了具有独立性的“教养”标志或“归顺心态”标志。我大概已经在其他网文中说过，我在德国移民局辩解为什么自己待了许多年还不会说德语的理由：为什么德国人 在中国待很多年不需要会说中文而没有中国人会因此责备德国人？他们会说因无此需要。我的回答也完全一样。他们接着问那你为什么要到德国来？我也可反问同样 的问题。他们在中国有业务，我在德国也有我的“业务”。我的业务也同样不要求我会说德文。接下去，他们也完全不能相信我不能“（口语上）掌握简单德文”， 却可以“（文语上）掌握复杂德文”的事实。结果为了取得居留权完成写作计划，我竞须把我的德国现象学译作寄往他们的“最上级”以证明“会德文”是具有不同 的类型的。但是西方人的头脑有时非常简单，非常标准化。他们不能理解口语和文语可以分离的事实，却不想一下有多少西方教授会阅读古希腊文而并不会张口呢？

总而言之，“会外语”和“读解学理”是两回事。在通常意义上“掌握”了外语，绝不等于能够读懂学术理论书；反之能够在文字上读懂学术理论书，也不得被认为 是“会外语”。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不管外语是什么程度，不用大量时间来阅读学术理论书，是不可能读通学术理论的（电脑时代再发达，也在这方面帮不了忙， 除了帮助学者学生弄虚作假以外）。

5。理论外语文字的读解

严格说来，我的确未能“掌握住”任何一门外语。但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比海外许多有西方文科博士学位的人能够更早些译介了现代西方理论代表作呢？因为当五 十年代港台学术主流精神向后退并追求文化上“认祖归宗”之时，学习西学西文又主要是为了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之时，我的精神选择正与他们相反。他们莫名其妙 地以为失去大陆是因为“数典忘祖”，所以1957年前后全面高唱国学复兴时，我在同一时间则认为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深入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和理论（这和应 该在理论化的层次上深化国学研究的目标完全不冲突，甚至相辅相成）。后来到了国外，了解了这段港台思想史后，认为当时港台思想的“思古之情怀”，不仅是误 判情势，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性格软弱的明确标志（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是因为对“民族文化”感情太深才决定全面“复古”的；这里含有一种也许连 自己也未意识〔这并不减轻自己的责任，因为“不意识”也反映着态度的真实取向〕到的内在的功利主义。不能识此，就不能认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色厉内 荏”）。而对一个应对充满苦难的世纪担负相对责任的“文化精英”阶层不想批评、只想美化的共识，绝非见贤思齐，而是民族精神虚弱的“再表现”（夸祖以炫 己）。也有许多文化精英把自己个人遭受的苦难当作个人脱责和荣誉补偿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性格软弱表徵（个人遭遇与个人选择正误并非一事）。不是说不应该深 研国学，而是说应该在学术整体框架内首先讲求现代时期“深研”国学之理论和方法。结果海外学人的“外文”本身当然比我们好得多，但他们长期以来较少利用外 文来研读较艰难的现代外国主流理论，也就难以充分理解学术理论之意涵，因为后者是与“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只和“外语”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有了 外国学位，也须大量阅读理论类书藉才能确实掌握学术外语。他们在国外读学位时当然须读外国理论，但作为学生阶段的知识准备和可支配时间都还有限，关键是回 国以后社会环境不再能促使他们继续深研下去。因为那时知识分子不是瞄着西方学术主流，继续奋进，而是纷纷转为颂扬祖先这条太方便的老路（“复兴”中华文化 口号等于鼓励记诵旧章，天下有没有比这种因循守旧主张更懒惰的？）。等到后来见到大陆学人后，又很不服气大陆人怎么能在西学理论上比他们强。（再等到他们 能够来大陆访问而可受到学界领导给予外宾的尊待时，才又恢复了他们的确比大陆学人高出一级的自信）今日海内外情况当然均已大变，西方理论成为两岸共同追求 的时髦。但接着我们又遇到另一个有关研究态度的、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了。今日两岸学类似，西化派和国学派旗鼓相当。但二者何其相似乃耳：都是在全球商业化 大潮中朝向功利目标；也都是朝向“全球化”：即在西方出头露脸。因为所谓国学，其志向也在于获得“国际认可”。（正像中国的小说须待国际认可、中国的电影 也须待国际认可一样）

再来说明一下外语学习，理论研读和国外留学的关系。即使对于在西方读过学位的人，也不一定能较好掌握学术理论外语读物。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在外读书的情况。 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欠缺充分时间进行大量、细致、专注的阅读。至于词汇量，更须在本专业之外另行扩充，这又取决于该人是否热爱理论阅读。对于爱好学问的 人，其实在不在国外并无多大关系。甚至于在国内的阅读时间还会超过留学生的外语阅读时间。“阅读时间”才是最根本的保障。但是误解往往发生在以为有了学位 文凭，就等于学术外语过了关。但据我的观察，留学生能否掌握学术外语，特别是理论外语，完全取决于其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而和其博士学位关系并不大。有了 博士学位，回国后又不断继续努力，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仅靠博士资历，则其阅读能力可能相差很远。他们一回来就面临着自尊心压力。人们以为他们能够掌握外国 高深理论，实际上相当多数人距离此境界还相差很远。对他们而言，别人的翻译作品也是解决他们自己专业所需知识的重要助力。不过，由于近年来学人比高比低， 一些人不是努力诚实自我提升，而是比资历、比名气，他们以名利为目标，自然会“找各种窍门”来创造自我精通西学的形象。还有一些并无西学理论阅读能力而依 靠地位、名气、粉丝而以汇通中西思想自诩者，反而是对青年人做出了错误的示范，引致青年同样夸夸其谈，“后现代”、“话语”不离口，实际上人云亦云而已。 外语能力本身，西学资历，学术地位等等因素，都不是学术外语阅读能力的保证。保证只有一个；花时间阅读原著；为此你必须热爱选择的知识本身，因此你才能坐 得住。强烈的求知欲才会促使你不畏烦难，以读为乐，日久必有所成。出不出国，其实并无多大关系。

6。翻译和研读

80年代是我急于将国外重要艰难的理论性著作译介到中国的十年。正如我学外语只为了看学术书一样，我做翻译只为了使别人的重要思想能让国内学界了解（对我 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向别人〕学习，正是学外文的根本目的所在。这种学而后思的态度，和传统上的“文人才子”之不学而俱知的风格截然对 立）。前者使我成不了“掌握外语”者，后者使我成不了“翻译家”。我从来没有把翻译工作当作一项“职业”。在此足可反映我的非功利态度的正反两方面效果： 努力忠实传达外文典藉原义的愿望，但因译事仓促，在专词斟酌和文字润色方面都大有改善必要。实际上我当时的多数译作都是在读毕一段后，一笔落定，然后再在 稿纸上逐页改善。从翻译技术角度看，其中必然包含译笔粗糙部分。这次在处理罗兰-巴尔特译文再版时，才有机会发现当初工作的质量，实大有改进的余地，可惜 人生短暂，难以花费足够时间使工作成绩一一令人满意了。

90年代我在湾区落脚后，陆续把二十年来在中、欧、美各居住地中搜集到的中外藏书集拢起来，“外文”对我就实体化为一座小小书城；再远处，还有真正的庞大 书城---大学图书馆，及其陈列有千百种各国外语期刊的宽畅阅览室。那里的新知新学如今都是我可“触及”的了。回想四十多年前在北图开始学外语时渴慕大书 库内“珍宝”的心情，现在“珍宝”随时（主观和客观上）可及，而已日暮途穷。然而，我们并没有权利自怨自叹，而应努力在固有轨道上有始有终。

这样，在此一生的最后阶段，我的确仍然和“外语”在一起。即使十几年来，由于工作需要，多数时间转用来阅读中文，“外文”不仅仍然在旁静候着我的下一个必 以外文书藉为主的研究计画，而且几年来从来也未与我“疏远”。因为任何理论性思维活动都会使我需要立即进入“外语世界”，以寻索根源和应对异同。尽管我最 终也未能真正“掌握”任何外语，但早年笨拙的外语学习，还是使我勉强达到了五十年前的愿望：通过读解外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书藉，以使个人生命能参与人类思 想探索前沿。至于成绩如何，根本不应放入计虑之内（只计其义，不计其功）。青年学人一定要理解：孔子教诲之“学”，乃个人人生观内部之事，学即一种精神生 活方式，而非仅是求外在功利的手段。

（忆往叙实B-F）（2006，10，2-8，改定）

学术的境况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
——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陈尚君

今年五月在北京见到千唐志斋主人张钫先生的外孙女李鸣女士，她因为与我是大学同年纪同学，因此谈得很投机，给我看了有关张钫先生家族的许多珍贵资料，还谈到河南文物部门准备纪念张先生的安排，最后说到千唐志斋近十多年来广徵石刻碑志，数量多达五六百方，有许多珍贵的发现，而且不久有出版的可能，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我始终认为二十世纪唐代石刻文献的大宗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唐代文史研究的格局，造成了全新的气象。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三十年代张钫千唐志斋的一千二百多方藏品。近二十多年新发表的大批唐代碑志，其中超过一半发现于洛阳一带。以千唐志斋的地位和影响，新藏品肯定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十分值得期待。承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庆卫先生告知，我得以见到这批新志的目录，不久又得见全书。披览所及，深感此批墓志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洛阳地区新发表墓志中分量最大的一批，其中涉及到唐代政治、社会、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记载极其丰富，且绝大多数为首次刊布，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是唐代石刻文献的又一次重要收获。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后文径称《专辑》，引录时仅注页码），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署吴刚主编，王京阳、赵跟喜、张建华副主编，点校者除三位副主编外，还有陈忠凯、袁宪、马驰三位，其中赵跟喜为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前言》由其撰写；马驰为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可以说是文物学者与唐史学者合作整理的成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全书收入墓志共589篇，唐以前35篇，宋以后33篇，唐五代墓志凡521篇，其中极少数为旧志，如《元显儁墓志》，可能发表虽早，后归千唐志斋，因收入。个别墓志在他处也曾发表，如崔颢《唐故太子洗马荥阳郑府君（齐望）墓志铭》也见于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绝大多数为近十多年出土而为千唐志斋收集，并在《专辑》中首次发表，显得特别珍贵。
《专辑》承《全唐文补遗》的一贯体例，因收入千唐志斋近年所得全部墓志而稍作变通，将唐以前和宋以后墓志六十多方，作为附录收入，是妥当的处置。这些墓志中，确有一些很重要的文献。唐前所出弘农杨氏的多方墓志，王庆卫先生已经另作文考释。李清臣撰范仲淹妻张氏墓志，涉及范氏家室生平关系至大，就不必我再费辞言了。范杲（小传作范景，恐误，杲为宋初名臣范质子）撰刘温叟墓志，对于五代史研究关系至大。我先前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未能利用，是很可惜的。其中关于刘岳家世和温叟知贡举始末的记录，尤其珍贵。
当然，《专辑》在体例、标点、作者等方面，仍有一些细节出入。如因为全部唐墓志均按照时间先后编次，以致卢载、崔从、崔沆、柳雍门等有二篇之作者，均两次列目，有失《全唐文》作者归一的原则。标点之出入，如244页《崔氏墓志》“以山越叛，换裴君实施于戎事，以疆场之近，而夫人不获乎偕行”，“换”当作 “涣”，应连上句读，“疆场”应作“疆埸”。未见拓本，可能是原本如此。再如358页《唐故巨鹿魏府君墓志铭》“曾祖知南府，皇守侍中、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其下文求之，知为玄宗相魏知古，“南府”二字不可解，可能属于误录而失校。182页《崔氏墓志铭》“父神基”保存了“基”字末笔的阙笔，也没有必要。以上诸点均属细节出入，并不影响全书的基本质量。
石刻文献多数都属于私家文献，但因为写于特定时地，为特定原因写作，与史书之为官方史家系统整理成史者有很大不同。墓志当然是为死者盖棺而作的作品，具有不可避免的掩瑕颂德的目的，即使称为谀墓也不为过。但若学者善于综合分析，去伪存真，也可以发现许多可以补充史实的重大记录。现在的墓志考释类文章大多是将墓志所述与史书比读，以资于解读墓志，若有与史书不同或者史书不载者，就认为可以订补史书。这种方法不能算错，但史书不能备载一个时代的所有鸡毛蒜皮的事情，墓志有而史书不载者非常正常，不必指责史书。对此，岑仲勉先生在《贞石证史》中已经有过经典的论述。本文即拟秉持此一立场，重点揭示本书中所包含的有资唐代文史研究的重要信息。
《专辑》提供了大量唐代著名文人的文章，可以提到的很多，在此仅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杜甫《壮游》诗云：“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魏启心的诗文一直没有存世者。本书收入开元二十一年太子中舍魏启心撰《唐故冀州刺史姚府君夫人弘农郡君杨氏墓志铭》，颇有文采，对于研究杜甫早期生平很重要。顺便提到，崔尚的墓志也已经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发表，可知崔曾为杜甫祖父杜审言赏识，诗歌也颇负时名。中唐著名诗僧清江，今存诗一卷，其生平详《宋高僧傳》卷一五本传，但无文章传世。本书收其撰《唐故安国寺清源律师墓志》，志主即《宋高僧傳》所称之“与同学清源从守直和尚下为弟子” 之清源，守直则应从《文苑英华》卷七八六皎然《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作守真。此篇可以见到清江的文章才能，见到他与清源的同学深情，在僧文中颇罕见。同时，墓志提到清源是严挺之孙，严武子，而前引《宋高僧傳》和皎然文均称其为越州人，对于了解严武一家的实际占籍，也提供了重要线索。
《专辑》收录有诗篇传世者之墓志，即有邵炅（146页姚重晠《唐故朝请大夫行尚书考功员外郎上柱国魏郡安阳邵府君墓志铭》）、张锡（152页邢巨《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绛州刺史上柱国平原郡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许景先（160页韩休《大唐故吏部侍郎高阳许公墓志铭》）、郑虔（详下）、崔备（324 页张惟素《唐故谏议大夫清河崔府君墓志铭》）、徐放（327页元佑《唐故朝散大夫守衢州刺史上柱国徐君墓志铭》）、贺兰遂（341页许丰《唐故河南贺兰府君墓志铭》）、卢载（376页卢载自撰《唐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载墓志铭》）、裴夷直（397页李景让《唐故朝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赠工部尚书裴公墓铭》）。墓志提供了这些作家研究的完整资料。如贺兰遂，《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有其集二卷，《千载佳句》中存其诗十多联，但其生平一直无从考索。友人孙猛方作《日本国见在书目》的笺证，苦无资料，我告之此墓志已出，很感兴奋。自撰墓志，《专辑》中有两篇，卢载自撰墓志是很有特色的一篇。卢载不按当时的习俗备载家世阀阅，而是自称“性灵疏愚，言语方质，才知耸善，未及有方”，并引与友人书，以为“身不登神仙，道不济天下，过此以往，则皆略同，便当处山”，可见其自负之高。墓志中引到他自认为得意的文章，有“《建中德音述》一篇，是兴起德宗皇帝终美之意；《文定》一首，是伸陈伯玉微婉被谤之由”，另有为魏博节帅起草的文书，可以见到他道济天下的努力。遗憾的是，虽然官至兵部侍郎，但仅存《元德秀诔》一文和写于南岳的两句诗。此篇墓志的发现，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位傲兀文人的自负和追求。日本京都大学川合康三教授曾著《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蔡毅中译本），着力研究有个性人士在自传中的个人描述。卢载此篇与《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收梁宁《唐故尚书水部员外郎以著作郎致仕彭城刘府君墓志文》所引刘复自叙，是近年发现文献中最有特色的两篇自传，值得向川合教授作介绍。刘复有文集三十卷，凡五百多篇，今存诗十多首，较卢载稍微幸运一些。
《专辑》中墓志的文学史料也极其丰富。樊宗师《樊凑墓志》（278页），是继《千唐志斋藏志》收录其《樊涚墓志》后再次发现其遗文。这位以文章怪奇名世，但被韩愈许为“文从自顺各识职”的文章家，再次让世人看到其为文平易顺畅的一面，证明韩愈的评价确非虚誉。陈翃《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驾部郎中兼同州长史郭公（湜）墓志铭》（271页）记墓主“著书数十卷”，今存惟《高力士外传》一种，是研究开元天宝轶事的重要著作，墓志提供了作者的完整传记。陈翃撰有《郭汾阳家传》，虽然已经亡逸，但宋人引用尚多。本志是其撰文墓志第二次出土。裴虔馀《唐故秀才河东裴府君（岩）墓志铭》云：“数年之间，遂博通群籍，能效古为歌诗，迥出时辈，多诵于人口。前辈有李白、李贺，皆名工，时人以此方之。”裴岩没有诗传世，时人的评价恐不免夸张，但以李白与李贺并提，这是很早的例证，当为文学史家注意。本书315页收前试大理评事王建撰《李仲昌墓志》，作者是否诗人王建，还有待查考。
崔胐《刘元贞墓志》（196页，题长不录）是体例很特殊的一篇墓志，志主为玄宗天宝间的宿卫将领，任职三十五年，卒于任。作者始称“君子则尔哭，小人则尔歌。小人歌公德，君子哭公恒。” 又云“君子必哭也，小人必歌也”，在墓志末则附歌一首：面松岳兮小有阳，东望溟兮饮太行。夹河洛兮地一藏，奉天劳兮憩北邙。窀穸奄兮不重光，大贤邮兮物感伤。甫奇谷兮三畛强，永为古兮从此张。”体式还是墓志中常见的骚体，但称为歌，值得注意。在墓志中引诗作，《专辑》中只有一例，即卢蕃《唐故越州剡县尉卢府君（广）夫人陇西李氏合袝墓志铭》引录卢广赴剡县任时，吟诗云：“挂席日千里，长江乘便风。无心羡鸾凤，自若腾虚空。”《全唐诗》没有收录卢广的诗。附带说到，《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收《崔尚墓志》，收录崔尚所献《温泉诗》和贾昇颂美崔尚诗的断句，为石刻存诗的最近例证。
就文学研究来说，《专辑》发表墓志中学术价值最高的无疑是郑虔墓志。谨全文抄录如下：
大唐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府君并夫人琅瑘王氏墓志铭并序
公讳虔，字趍庭，荥阳人也。本枝自周，因国氏郑，尔来千有馀年，世为著族。曾父道瑗，随朗州司法参军。大父怀节，皇澧州司马，赠卫州刺史。父镜思，皇秘书郎，赠主客郎中、秘书少监。公则秘书之次子。源长庆深，世继其美。公神冲气和，行纯体素，精心文艺，克己礼乐。弱冠举秀才，进士高第。主司拔其秀逸，翰林推其独步。又工于草隶，善于丹青，明于阴阳，邃于算术，百家诸子，如指掌焉。家国以为一宝，朝野谓之三绝。解褐补率更司主簿，二转监门卫录事参军，三改尚乘直长，四除太常寺协律郎，五授左青道率府长史，六移广文馆博士，七迁著作郎。无何，狂寇凭陵，二京失守，公奔窜不暇，遂陷身戎虏。初�{授兵部郎中，次国子司业。国家克复日，贬公台州司户。非其罪也，国之宪也。经一考，遘疾于台州官舍，终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九，时乾元二年九月廿日也。夫人琅瑘王氏，皇凤阁侍郎平章事方庆之孙，皇侍御史晙之女。承大贤之后，盛德相继。母仪母则，传在六亲；妇道妇容，闻于九族。享年廿有五，以开元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先公而殁。嗣子元老、野老、魏老。有女五人。既奉胎中之教，又承庭下之训。动乃应规，言必合则。咸以世事多故，或处遐方，唯长女、次女、幼子在焉。初，公以权厝于金陵石头山之原，夫人在王城南定鼎门之右，顷以时艰，未遑合袝。昨以询于长老，卜于龟筮，得以今年协从是礼。长女、次女相谓曰：“吾等虽伯仲未集，而吉岁罕逢，今誓将毕乎大事。”于是自江涉淮，逾河达洛，万里扶持，归于故乡。昨以六月廿五日，将启城南故窆，言归郑氏新茔。大隧既开，玄堂斯俨。盘藤绕塔，彰神理之获安；葛蔓萦棺，未精诚之必感。青乌有言曰：“地之吉，草木润。神之安，福後胤。”此其是也，必不可动。佥曰：“此其为万代柽槚，胡造次而易哉！”于是长女、次女等叹曰：“不归故乡，亦闻古礼。”遂以大历四年八月廿五日，袝于夫人故茔，崇礼经也，议不可动也。外生卢季长备闻旧德，书此贞石。铭曰：於昭我舅，道德是尊。才高位卑，天道奚论。茫茫野田，苍苍古原。凄凉对阙，冥冥双魂。陇月夜明，松风昼昏。千秋万祀，传于子孙。鼎门之右，龙门之侧。郁郁佳城，誌荥阳茔域。
关于此篇墓志的价值，我将另文详细考释。在此先述要点。十多年前作《郑虔生平与著述补考》（收入《郑虔研究续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依据杜甫《八哀诗》注，认为郑虔与郑审为叔侄，并据郑审家世推定为郑述祖五世孙。现据此志及其他郑氏家族墓志，知前述推论并不错，但郑审仅是郑虔从侄，1为虔祖镜思兄进思之曾孙。郑虔生年，临海郑广文纪念馆考证为685年，并于去年举办了其诞辰1320周年的纪念活动。据本志，则郑虔生卒年应为 691年至759年，可见据诗文和宗谱考证之难以精密。郑虔曾登进士第，以往记载中都没有述及，可以补《登科记考》之缺。郑虔七次仕历的经过，也大致可以得到印证。郑虔妻为武后相王方庆孙女，属显宦世族之家。《专辑》另收郑虔撰文之《大唐故右千牛卫中郎将王府君（暟）墓志铭》，为洛阳发现的第三方郑虔撰文的墓志，暟为方庆第六子，为虔奉妻族命而作。郑虔陷伪的任官，史书作水部郎中，墓志作兵部郎中，又多國子司业一职。郑虔至德二年冬贬台州司户，到乾元二年九月去世，包括赴台州路途，一共不足二年。以往根据杜甫诗和宋人杜诗注，认为郑虔亡于广德二年，显然差距很大。事实是杜甫在秦州一带生活时，郑虔即已经去世，由于相隔太远，消息不通，杜甫在数年后方得知郑虔噩耗。墓志对于杜甫一系列诗歌的解读，也都有意义。郑虔的丧葬和子嗣，墓志都交待得很清楚。大约在台州病故后不久，即权殡于金陵，到大历四年归葬洛阳，时距去世已经十年。现在临海有郑虔墓，似乎需要重新检讨。郑虔入袝夫人王氏故茔，有些特殊，故墓志有详细说明。但在已见唐代墓志中，也有类似情况。郑虔的子嗣，墓志提到元老、野老、魏老三子，并云营葬时，二子在遐方。郑虔长子元老墓志也已经出土，见《全唐文补遗》第八辑103页，名忠佐，字元老，贞元十一年卒，年六十七。其父子墓志都没有留居台州的记录，今临海有大量郑虔遗裔，各支谱系出入很大，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就艺术史研究来说，包佶《大唐故朝请大夫盛王府司马诸王侍书上护军范阳张公（怀瓌）墓志铭》（236页），对于唐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的家世、生平研究，极其重要。今人薛龙春著《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怀瓘生平考证已详，本志称张家“侨居于广陵”，与《述书赋》称张氏为海陵人虽有细节出入，大体近是。志没有叙及为张华之后，薛著认为怀瓌曾孙《张中立墓志》称华后疑出依托，可得佐证。墓志云：“曾祖礼。祖隆，唐太子左司御率。父绍宗，赠宜春郡太守。”可以考知其家世系。薛著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疑与张说为同一支，但其祖隆与张氏还河东之祖张隆名同，恐非其后人。墓志述其曾祖礼与父绍宗皆无官职（《张绍宗墓志》称绍宗为邵州武冈令），绍宗赠官当因其二子位达之故。又称怀瓌为绍宗第五子，天宝十四载卒，年六十四，可据以推知怀瓘约生于垂拱前后。
就唐代家庭社会史研究而言，《专辑》也提供了一批非常珍贵的资料。笔者不久前发表《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分析唐代男性为其妻、妾所作墓志及其感情和家庭生活的状况，所得亡妻墓志凡八十七篇、亡妾墓志十九篇。据本书则可以再补充亡妻墓志十二篇，即刘肱《大唐前同州澄城县主簿南阳刘肱妻河东裴氏墓志》（174页）、薛襄《大唐前陈留郡陈留县尉薛襄故夫人王氏墓志铭》（193页）、郭湜《大理司直郭湜故妻陇西李夫人墓志铭》（248页）、卢士瑀《大唐范阳卢公故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285页）、高锡《唐高氏故夫人夫人河东裴氏墓志铭》（294页）、卢载《唐前黔中观察推官试太常寺协律郎卢载妻郑氏墓志铭》（308页）、卢士琼《唐东都留守推官试大理评事卢君故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314页）、郭文应《唐安州都督法曹参军郭文应亡妻范阳卢氏墓志铭》（330页）、崔彦崇《唐故荥阳郑夫人墓志铭》（340页）、皇甫弘《唐泾原节度掌书记试太常寺协律郎皇甫弘妻博陵崔氏夫人墓志铭》（343页）、张澹《和州乌江县令敦煌张公故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369页）、崔镇《唐乡贡进士崔镇亡妻荥阳郑氏墓志铭》（396页），加上《书法丛刊》2005年4妻刊出的李岘为妻撰墓志，使今存唐亡妻墓志达到了百篇，确是很可观的珍贵记录。亡妾墓志也可以增加一篇，即孙絿《王氏墓志铭》。此志整理者加括注云“孙絿妻”，不太准确。墓志中云：“余年十七，命尔为箒妾，逮今仅纪矣。”王氏的身份确为妾而非妻。此批墓志包含的研究信息非常丰富。比方《王氏墓志铭》中，孙絿云：“余湎于酒，尔能排之；余不好书，尔能励之。每言及是，不觉垂涕良久。余自叹曰：‘为男子身，束身冕首，不能行世间美事，反惰其业，为酒所惑，使儿女子勉诫，得不悲乎！’遂掷瓢命秩（疑当作帙），贯览坟典，不三二岁，且有所补。一日，朋友俳余曰：‘孙氏子可谓道长矣。’余思之，乃尔之力也。”这一段，几乎就是《李娃传》后半浪子回头故事的减缩版。墓志记王氏临终所言：“余父冢长安中，苟终，愿归窆于其侧。”也是值得玩味的。虽然孙絿解释此语为“殁则侍父以孝”，并以子女祭奠为由没有遵从其遗言，仍窆于孙氏墓地，而此点因关涉唐代出嫁妇女与其本家的关系，以及妾在葬制中的选择，特别值得重视。
《专辑》收录洛阳出土唐代世家大族墓志之重要，赵跟喜馆长在《前言》中已经说到：“这批新收墓志大多出于洛北邙山、洛南万安山、龙门西山及偃师、关林等地，其价值弥足珍贵，如万安山出土的李、卢、姚、范官僚家族墓志，龙门张沟一带出土的多与皇亲国戚有关联的人物墓志等，其中人物事件或见诸史册，或补缺拾遗，皆可印证唐史之一般。”全书可以补充唐史或者考订唐代世家谱系的资料实在太丰富，本文难以一一遍举，可留待学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在此仅举皇甫氏一例。郑薰《唐故中散大夫守给事中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刑部侍郎皇甫公（鉟）墓志铭》云：“其先自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为宋司徒。生仲，仲生发，发以王父字为族。汉兴，改父为甫，因氏焉。至武帝初，雍州牧鸾始自鲁国迁茂陵，故起鸾为始祖。鸾生裒，举至孝，为彭城相，北徙安定，家三水。裒生儁，东汉复为安定都尉。儁生稜，渡辽将军，以永平初徙居安定朝那，为郡著姓。稜有八子，为八祖，坟墓皆在安定郡城之西石虎谷口。八祖之后，皆出安定，关中谓之望族，故世为安定人。公即渡辽第六子旗之后也。”虽然皇甫氏的得姓原委，在《元和姓纂》卷五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都有所述及，但都没有此节详尽。有关皇甫氏占郡安定的始末，以及八祖坟墓地点的记录，尤其珍贵。其材料来源显然是郑薰得自皇甫家人提供的谱牒记录，虽汉前事实的记载可能会有出入，但对于了解汉唐间世族发展历史和皇甫氏家族的重要性，相信会引起学者的兴趣。
又梁涉《大唐故中散大夫襄阳郡别驾上柱国李府君（庭芝）墓志铭》云：“十一代祖暠，晋凉武昭王。天宝中，主上感肇霸之初，载兴王之业，有制册为兴圣皇帝。俾四公之后，咸属籍于宗正焉。”《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云开元二十三年以姑臧、绛郡、武阳（一作陵）、南阳四房复附属籍，与此作天宝中不同。庭芝为义琛孙，出姑臧大房，可以知道当时恢复宗室属籍的具体情况。
至于文学世家的材料，可以举著名诗人王之涣家族为例。曲石藏王之涣墓志，曾为学者反复研究。其实在《千唐志斋藏志》中，还有此一家族的四方墓志，我在20 年前曾撰文介绍（《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近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王洛客墓志》发表（《书法丛刊》 2002年3期，又见北京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中国古代碑帖拓本》），详细记载了其一生的文学活动。本书又收入之涣兄王之咸墓志（229 页）及之咸子王绾墓志（280页），为此一文学家族研究增加了新资料。
唐代海运史研究资料历来很少。《专辑》169页徐安贞《朱淑墓志》云：“父玄泰，幽州大都督府司马、摄侍御史、兼河北道海运使。楼船鲸飞，輶车隼击。” 208页李涓《大唐故北海郡千乘县令卢府君（均方）墓志》云：“调补洺州平恩县丞。秩满，海运使朱玄泰奏君押运。越海有连樯之漕，安边有如京之防。且溟渤穷乎天壤，通波亘于万□。舳艫电逝，委输云集。君皆饰躬履险，率先启行，昭宣国章，敷惠边土，使我东夏，保大定功。”所叙都是开元年间由朱玄泰实际领导、卢均方参与的从江南通过海路向河北运输粮食物资的实际情形，对于了解唐代经济史，以及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和睢阳保卫战对于阻厄乱军夺取江南的意义，也有参考意义。朱玄泰在两《唐书》中未见述及。
有关唐代交通史的资料，可以举出一例。华良夫《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公（举）墓志铭》云：“满岁，调授京兆盩厔尉。县居剑南东西川谷口，中使、节制郎吏、西南夷宣诏使暨迁客入者于是乎，整驾出者于是乎，税息亭传，马牛之损，毙不绝日，府为病而难其任。”所述长安往两川经过盩厔时的境况，是很难得的记录。
有关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资料，《专辑》也极其丰富。我认为史料价值最高的，一是韦承庆撰《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幽州都督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高公（质）墓志铭》（79页），二是缺名《唐故右领军中郎将使持节招抚仆罗大使天水赵府君（臣礼）志文》（210页）。高质为高丽贵族，墓志记其十九代祖后汉末封王赐姓并得赐铁券文云：“宜令高密子孙，代代承袭，自非乌头白，鸭绿竭，承袭不绝。”又载质“曾祖前，本蕃三品位头大兄；祖式，二品莫离支，独知军国及兵马事；父量，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对于研究高丽史极其重要。墓志记高质总章间归唐后，历任军职，万岁通天二年任泸河道讨击大使、充清边东军总管，在与契丹叛军作战中，困守孤城，城陷被俘而遇害于磨米城。此篇墓志相信会引起学者较多的注意。赵臣礼一生除曾贬官琼州的一段经历外，在武后时期经历了西域的多次边疆冲突和招抚出使，更曾两次担任招慰仆罗使，后在归途中卒于武威。墓志以其与张博望（骞）相比，可以见到其经历的特殊。
最后，特别想指出的是，最近几年发表的唐代墓志数量极其巨大，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资料，造成了近年石刻文献研究的学术热点。1997年，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时，所得凡5482件；2004年此书出版新版时，达到6459件，除增加了《全唐文》收录的文献保存的一部分外，多数为新发表者。2004年以来，新发表的成批墓志，除本书外，还有《全唐文补遗》第八册、《邙洛碑志三百种》、《洛阳新出土墓志考释》等，总数约达到1500方。此外，另行发表而特别重要者，我以为还可以举出魏烜《裴怀古墓志》（《中原文物》2005年5期戴霖文）、《王洛客墓志》（《书法丛刊》 2002年3期）、崔至《崔翘墓志》（《书法丛刊》2006年2期）、徐浩《李岘墓志》（荣宝斋刊拓本，又见《书法丛刊》2005年4辑）、令狐畬撰《狄兼谟墓志》（《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刊赵振华等文）、房凝《支谟墓志》（《洛阳大学学报》2006年1期董延寿等文）等。此外，如陆邳《杨良瑶神道碑》（《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3期张世民文）、智严《珪禪師纪德幢》（《敦煌研究》2004年6期李文生文）等，也有重要史料价值。赵跟喜馆长在本书《前言》中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洛阳出土的墓志，“主要有千唐志斋六百馀方、洛阳文物二队四百馀方、洛阳师范学院三百馀方、洛阳宋氏、刘氏、王氏等五百馀方，其他散存于市县文物单位，流散外地者几近千方。”除《专辑》外，洛阳师范学院藏品部分发表于《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洛阳民间私人藏品部分收入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洛阳文物工作队藏品收入《洛阳出土历代墓志缉绳》和《洛阳新获墓志》者约有一千方。估计已经出土而至今未曾发表者，仍有一千多方。千唐志斋秉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态度，及时完整地发表全部藏品，提供学术界作进一步的研究，实在是一件造福学林、功德无量的善事。十分期待有关藏家也能及时发表藏品，共通开创唐代石刻研究的新局面，并由此为唐代文史研究带来新气象。


（陈尚君先生此文刊载于《碑林集刊》第十二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

关洪:层子模型前后

层子模型前后

－关于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物理学研究的案例分析



关 洪

（中山大学物理系，广州 510275）



摘要：本文回顾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在我国对“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进行的多次批判运动。特别是依据“百花齐放”的方针，对层子模型前后声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并指责同行物理学家为“唯心主义”的一些正式发表的言论进行了案例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心主义 双百方针 层子模型

[作者简介] 关洪（1935－），男，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主要研究理论物理，物理学史和科学哲学。





一 我国对“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批判的启动和推进

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刊物《科学通报》继在1951年6月号登载了从苏联《哲学问题》翻译过来的《反对数理逻辑中的唯心主义》的文章之后[1]，又在 1952年8月号登载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关于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几篇文章[2]。例如，哲学家奥密里扬诺夫斯基1951年在《哲学问题》上发表的《反对量子 力学中的唯心主义》里宣称，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物理学部门里，也同样是行动的指南。”此外还有物理学家布洛欣采夫1951年在 《物理科学的进展》上发表的《批判对量子理论的唯心主义的理解》等。这样就揭开了我国对“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的一轮又一轮批判的序幕。

那时候在我国不仅译介了以上的苏联文献，而且确实展开过这样的批判。例如，在这一期《科学通报》的《编后纪》里，就宣称要彻底摧毁“量子力学中的 唯心主义”，同时亦登出了一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举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的讨论》的简短报道。顺便提一提，在这一期《科学通报》里刊登 的还有遗传学家谈家桢的《批判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错误看法》，他在这篇文章里检讨了自己“对辩证唯物论的愚昧无知……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等 等。另外亦有一篇题为“为反对通俗天文书籍中的唯心论而斗争”的文章，当时的气氛可见一斑。看来物理学里的批判运动已经落后于其他学科了。

不过，物理学家里还是不乏“先进”分子的。此前三个月，何祚庥已经先期在1952年5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 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3]。他在介绍苏联学者的观点之后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例如谈到“‘互补原理’的反动作用”，要“进一步开展物理学中的唯心主 义的批判工作”，“为建设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物理科学而奋斗”等等。

不过，并不是所有物理学家都赞同对于“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例如，在195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上，约请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 学的许多位专家写出了讨论各门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文章。在“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这一部分，胡济民的文章里开头就说，“我想先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 的批判这一命题提出意见，我以为这个命题应改为唯心主义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歪曲的批判，因为我以为科学就其本身内容来看应该是客观真理的反映，不应该包含 唯心主义在内”。[4]我们回过头来看布洛欣采夫那篇文章的标题，同胡济民的见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胡宁亦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发展我国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里指出[5]：“作为量子力学基础的波动函数的统计解释问题，普遍相 对论运动问题和坐标的选择是否有绝对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某些解释是否唯心现在还有争论，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从理论物理的研究的角度看来，这些问题必须 继续具体加以研究。……必须避免采取生硬的教条式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式的方法解决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胡宁接着也表示了“必须对唯心主义的影响 提供警惕”，但他明显是不同意过去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粗暴批判的。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由于把苏联的一切都当成必须学习的样板，由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亦由于对自然科学的性质有误解，因而产生了 把唯物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扩大到自然科学本身的错误做法。[6]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 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 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7]

不过在紧接着的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跃进”的亢奋气氛中，上述指示普遍没有得到贯彻，许多人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形成了又一轮批判 的高潮。例如，清华大学很积极地把两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和孟昭英划为右派分子，北京大学胡慧玲，杨应昌，高崇寿和俞忠钰发表文章《批判王竹 溪先生在热力学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 [8]，在给物理学家王竹溪院士戴上了“唯心主义”和“马赫主义”等帽子之后，宣称“必须在各门科学中，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高高地牢固地竖 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北大的另一位物理学家胡宁院士亦受到“拔资产阶级白旗”的大会批判。

下一轮的高潮当数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主要出自上海。不过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时间上讲，都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而且，由于政治上的特殊原因，今天不大会有人为其辩护，我们就不详细叙述了。

以上的几次批判运动的共同点是都是由官方推动或指使，或者说是“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的。文革之后，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得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不 愿管这些事了。可是仍然有个别过去的“左派”坚持大批判的精神，例如何祚庥在1992年发表的《现代物理学为‘认识的主体性’提供科学基础吗？》[9]等 文章里，依然表示以同“国际物理学唯心主义思潮”的斗争为己任。



二 关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物论哲学要对唯心论哲学进行不妥协的批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里面包括了用唯物论的观点去理 解和分析科学的理论和成果，批评唯心论对科学理论和成果的理解和分析那样一些工作。问题在于，包括量子力学在内的物理学理论属于自然科学而不属于哲学。那 么，像我国和前苏联对于“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一轮又一轮的批判那样，用哲学的手段去批判自然科学，或者试图从自然科学里面鸡蛋挑骨头似地找出唯心论来，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自然科学的著作与任何其他著作一样，会掺杂有不同哲学派别的观点和解释，不过那都不属于科学的范围。）

与此相联系的是，上述对于自然科学开展的那些批判，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旗号下进行的。按照上面所讲的“双百方针”，这种做法无疑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自由，但显然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一种必须遵从的条规。我们现在先谈谈这一个问题。

何祚庥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10]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并且还 引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里“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这一条文，质问道：“科学事业难道不也是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吗？！”。

我们回答说，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应该用官方的语汇来诠释。按照我国国务院的编制，文化建设是归属文化部管辖的，而科学研究则是归属科学技术部管辖的。所以，科学事业明显不属于文化事业。你若不信，请向文化部门申请物理学研究项目的经费试试看。

何祚庥又引用这份决议的另一段话“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样做的目的， 是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 且解释说：“这里面不是明确地写上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指导作用吗？”

我们回答说，那是何祚庥对这段话的曲解。这段条文的原话说得十分清楚，“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在于“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 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使得学术研究人员和文艺创作人员，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规定的那几项“自由”的权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亦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起到的指导作用，是一种高层次的指导作用，并不含有直接干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意思。这里对于“学术和艺术问 题”，只说要遵守的是“宪法规定的原则”，要实行的是那几项自由，并没有说“学术和艺术问题”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想，这样的写法强调了“马克 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的“正确发挥”，明显意味着应当避免作出非正确发挥，应该是吸收了过去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对遗传学、 共振论和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理论进行的一系列错误批判的教训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双百方针”的正确诠释。

本文就是按照以上文件的规定，依法实行学术自由和讨论自由而写出来的。



三 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物理学研究的一个不成功的案例

当然，在上面引述的文件里虽然没有说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来直接指导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但亦没有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指导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声称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物理学研究的一个案例。

1960年，四位国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周光召，汪容，何祚庥发表了一篇文章《现代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学问题》。 [11]这篇文章开头就说，“近年来，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声称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正确地评价这些重要的发现。并加以哲学上 的总结……进一步探索研究基本粒子 [理论研究] 的道路。”

在这篇文章里，多处展开了对于“形而上学对基本粒子的看法”和“物理唯心主义”的哲学批判。我们对于这些言论暂时不作评论，只集中注意在文章后面 提出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这个观点出发”不同意把“今天所有的工作都要集中到统一理论上去”这一论断，以及他们对于“今天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 主流”，“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以‘色散关系’为代表的研究方向。……其次，是基本粒子对称性的研究。……第三，是弱相互作用的研究”的主张。 他们这篇文章最后说，这一结论表示，“有了‘实践的需要’作为指南针，就不会迷失方向。”

这篇文章就这样明确提出把色散关系理论作为主攻的方向。他们的论据是如下的哲学分析：“色散关系……是从普遍的公认为正确的原理及对称性出发：如 空间时间的洛仑兹不变性、么正条件、因果性条件等……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一事实……[和]物质不灭定律在微观世界中的精 确表现。”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展望：“它既能满足实验的需要，也有可能发展出更深刻的基本粒子理论。”至于他们讲的“其次”的方向里的“基本粒子对称性质的 研究”里的对称性，明白指的是宇称之类的对称性，不是指下文将要谈到的内部对称性。

可惜的是，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分析所主张的主攻方向进行。虽然当年色散关系理论盛极一时，但它 所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实际上已经显出了强弩之末的势头。除了在雷其奇点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点进步之外，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过了不多几年，色散关 系理论就走向了穷途末路。在今天的基本粒子理论里，除了雷其奇点还可能有点用之外，已经找不到色散关系理论留下来的任何痕迹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中的两位头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12]在题为“唯心主义的泛滥”的一节里极力反对“片面地夸大色散关系的作用”，并且批评“国内也有人盲目地追随西方物理学家，在累惹极点这一假设在实 验上被否定之后，还大力去研究累惹极点。”我们对他们观点转变之快表示惊讶，亦对他们轻易否定雷其极点（即累惹极点）感到惋惜。

事情的发展与文献[11]的指导意见相反，就在第二年即1961年1月里，盖尔曼和尼耶曼两人独立地写出了称为“八重法”或者“么正对称性”的新 方案，在他们不以为然的“统一理论”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从粒子内部对称性研究的突破，到1964年初夸克模型的提出，以及规范场论的发展， 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就建立了弱电统一模型，取得了基本粒子理论中里程碑式的进展。那么，到底是谁“迷失方向”，就再也清楚不过了。

回过头讲，这个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物理学研究的案例的失败，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好，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给他们拿来这样用 的。好比有人生病吃错了药，产生了不良的效果，并不说明那种药有什么不好，只是它原来就不是用来治他那种病的。所以，这个案例的失败，只能由文献[11] 的几位作者负责，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

此外，任何探索性的科学研究的计划和项目，本来总是有可能成功亦有可能失败，这种事是很平常的。不过，把科学研究里遇到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在成败 未卜的时候，就同某种哲学思想捆绑在一起，这种做法未免太不明智了吧。如果成功了固然皆大欢喜，不成功就会生出麻烦，出了问题亦会文过饰非，不许人家批 评。所以，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尊敬，我们还是不要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说成以什么什么来指导的为好。

这篇文章里还有一句话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说：“有些理论家不喜欢从分析现有实验材料和总结现有理论的优缺点出发，而喜欢从‘个人的灵感’ 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唯心主义的作法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本文作者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这句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并且指的不会是在国 外而是在国内的同行。

事实上，当时国内进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主要有三家：一家就是这几位作者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以前叫做近代物理研究所，今天叫做高能物 理研究所）；一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有关研究室就是今天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一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那么，被他们戴上了“唯心主义”帽子的 “有些理论家”，指的无疑就是在数学所和（或）北大的基本粒子研究组里的物理学家了。而且，从六十年代初期的情况看，数学所的理论家同他们一样，几乎全力 以赴地在做色散关系理论方面的工作，只有北大的物理学家不久就转移了研究的主攻方向。因此，不难断定，他们含沙射影的的矛头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北京大学 的理论物理学家。我们在下一节里要讲的是，依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我们的回忆，说明被他们视为“唯心主义”的“理论家”是怎样很快就找到了适应于当时形势的 正确研究方向，不仅收获了累累“好结果”，并且为“层子模型”的提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四 层子模型之前

北京大学物理系基本粒子理论组的领头人是胡宁先生。他在1947年至1948年旅居国外期间接连发表了几篇讨论S矩阵解析性的文章，在奠定色散关 系方法的理论基础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3-16]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胡宁是中国物理学家当中对色散关系理论做过最大贡献的一位。

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上半年，我们北京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班上的几名同学在胡先生直接间接的指导下做的本科毕业论文，主要都是色散关系方 面，包括当时最前沿的“双重色散关系”方面的工作。但是，在我们1962年下半年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胡先生的助教或者研究生以后，他没有要我们继续做他 曾经做过重要贡献的色散关系方面的研究，而是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前方。他主要叫我们看两篇论文，一篇是费曼和盖尔曼关于弱相互作用的文章[17]，另一 篇是盖尔曼关于SU(3)对称性“八重法”的文章[18]，还有就是对坂田模型等有关工作的了解。胡先生就这样引领着北京大学基本粒子理论组，率先把主要 的方向转移到内部对称性即与基本粒子结构有关的研究上来。

起初我们对内部对称性的主要数学工具李群方法几乎完全不懂。靠着边干边学，不久之后就接连出了成绩。例如，我们在1965年第一期《物理学报》上 发表的两篇关于用二秩李群研究基本粒子对称性的论文，无疑是国内在这方面最早发表的工作；其中一篇编辑部的收到日期是1963年12月15日[19]，另 一篇是1964年1月2日[20]。由此可见，早在坂田昌一来华参加1964年暑期北京科学讨论会之前的1963年，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已经在基本粒子 内部对称性这个研究方向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胡宁先生还同我们讲过，当他那次同坂田见面的时候，坂田还固守着他原来的模型，对我们已经在SU(3) 群“八重法”和夸克模型的方向上做研究感到十分吃惊。

在胡宁196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总结了北京大学基本粒子理论组在这段时间里的工作情况 [21]。在大约一年半的日子里，这个只有十二三名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的小组发表了和即将发表的文章有三十多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基本粒子对称性和内 部结构的工作。这一成绩当时在国内是极为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而且，按人数平均计算，亦显著高出于后来的层子模型协作组的水平。

不过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机制，并且由于这个研究组的成绩不是自觉地运用官方哲学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其学术领头人又被视为“唯心主 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他们的事迹从来没有得到过肯定和宣传。唯一可以告慰的是，这个小组的工作为后来层子模型的提出做了必要的准备。

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外因伯曾经说过：“物理学家当然也怀着某种工作哲学（working philosophy）。……不过这也是从科学研究的经验学来的，而很少来自哲学家的教导。” [22] 应当说，胡宁及时把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转移到基本粒子对称性和内部结构上来，凭的不是哪一派哲学思想的指引，而是他作为一位成熟的理论物理学家的直觉，也 可以说是灵感。这样的直觉，是从多年的学术生涯和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正如文学家的灵感亦是在多年的写作生涯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样，都不 可以归之于唯心主义。



五 层子模型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接见前来参加1964年暑期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客人时，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著作表示了欣赏。同年8月，毛泽东又多次就“物质是无 限可分的”的话题，谈到了他的见解。在这个背景下，1965年第6期《红旗》重新翻译发表了坂田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并且在编者按语中说， 坂田“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尖锐地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等等。[23]

关于这个问题，在何祚庥《层子模型的前前后后》一文里[24]是这样说的：“在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启示下，粒子理论工作者就 更是跃跃欲试在寻找粒子结构问题的着手点了。1965年9月，何祚庥……自然而然地便带着上述观点和在北京的许多粒子理论工作者共同参加到粒子结构问题的 研究之中。”

我们不必怀疑，何祚庥或者还有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的确是在毛泽东谈话的指引之下，才把研究的主攻方向转移到基本粒子对称性和内部结构上来的。然 而，我们上面已经讲清楚，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在那之前两三年就实现了这一转移，并且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累累硕果。此外，何祚庥这篇文章里的好些有关 叙述是不符合事实的。

例如，文献[24]说“胡宁提议原子能所、数学所、北京大学三个单位合办一个讨论班，也就是北京基本粒子讨论班。首先由胡宁向大家介绍SU(3) 群及其表示……”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的确曾经有过一个由这三个单位联合举办的讨论班，每一周或者两周活动一次，地点设在原子能所。不过，这 个讨论班至迟在1963年初就开始了，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讲的净是文献[11]所认定的主攻方向－色散关系理论的内容。正像一位当事人、中国科技大学的 刘耀阳所形容的那样：“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理论上出现了否定拉格朗日[量]存在的思潮……宣称我们只需要S 矩阵…… 这个思潮也席卷了中国，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了研究色散关系上而无力顾及其他。” [25]

我们看看另一位当事人、原子能所的黄涛是怎么说的：“1964年底北京大学粒子理论组对当时最新的SU(3)对称性理论有很好的调研和掌握，并向 北京粒子物理的同行们报告了他们所了解的国际进展，朱[洪元]先生要我们停止了色散关系的研究工作，转入SU(3)对称和非相对论夸克模型的研究……” [26]我们觉得黄涛的叙述是合乎事实的。关于SU(3)对称性和夸克模型在强子质量谱，强作用，弱作用和电磁作用等几个方面的调研报告，是由胡宁和他的 几名学生在原子能所的一间大教室里分头做报告介绍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们为层子模型的准备工作所做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 里主攻方向的转移，主要依据的是物理学本身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由于那段时间里何祚庥不在北京，因而他对当时的情况不够了解，使得他上述叙述不够准确的话，那么他在文献[24]里提到文献[11]的时 候，就很有点文过饰非的味道了。他是这样说的：“早在1960年……朱洪元、周光召、汪容、何祚庥等人，曾在1960年第2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 表过一篇《现代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学问题》的论文，其中已指出：‘实践已经证明基本粒子有一定的结构’，‘对称性质是基本粒子最基 本的性质’，‘有理由期待在如此丰富的基本粒子的里面，也一定能找到一个更深入地反映全部基本粒子运动规律的统一的理论……’，如此等等。”

文献[11]里面的确有那几句话，但何祚庥上述“断章取义”和“避重就轻”的引述，同文献[11]的原文的意思相距甚远。第一，原文说的“实践已 经证明基本粒子有一定的结构”，明白指的是当时实验上已经测量到的质子和中子的电荷分布平均半径，并不是用夸克或者层子来描写的更深层次的内部结构；第 二，原文说的“对称性质是基本粒子最基本的性质”，明白指的是宇称一类的空间时间对称性质，并不是用SU(3)群描写的那一类内部对称性；第三，原文说到 “基本粒子运动规律的统一的理论”时，断言“这个统一理论的客观条件……还不是十分成熟的”，“今天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到统一理论上去，是不符合实际需要 的”。所以，那篇文章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主流……首先是以‘色散关系’为代表的研究方向。”何祚庥在文献[24]里避而不谈的这个 主要结论明显是一种错误的估计。无论如何，色散关系同包括层子模型在内的后来进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乃是一件铁的事实。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篇以朱洪 元为第一作者的文章后来没有收入到文献[12]里去。



六 关于层子模型

本文要谈的主要不是层子模型的技术性细节，而是它的哲学背景。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引用两篇评论中的有关陈述来说明层子模型的要点。

一篇是分属三个单位的三位当事人写的总结性文章[27]，他们说：层子模型的成果指的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6月，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原子 能所和数学所，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39位物理学家组成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发表的42篇论文。“层子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引入结构波函数来描 写强子的束缚态性质，描写强子内层子的运动。这个波函数不但考虑了层子的对称性质，而且考虑了强子整体的高速运动的特点，还包含强子动力学性质的某些信 息……。利用这个波函数……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强子的电磁性质，大量的电磁跃迁过程和弱相互作用过程。……也对一部分强相互作用过程和高自旋态进行了初步探 讨。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拿这些结果同实验进行比较，大部分数量级是符合的，有一部分符合得很好……也有一些偏离比较大。”

另一篇是一位局外人新近写的评论 [28]。他说：“层子模型研究论文绝大部分是层子（即夸克）束缚态的研究……引入强子系统束缚态相对论性内部波函数，假设唯象参数，从一些简单的低能过 程定出最简单的波函数参数，然后……计算了许多低能过程的衰变率，分支比和质量比等。有些结果与实验很接近，但没有成功发展出一套被大家认可的束缚态波函 数满足的运动方程和计算方法。”“夸克动力学模型是静态夸克模型加上非阿贝尔规范场。……层子模型是低能现象的动力学模型，层子动力学模型没有非阿贝尔规 范场作为层子相互作用，因此与夸克的动力学QCD [量子色动力学] 没有共同的动力学因素。至于渐近自由是QCD的高能区行为，与层子模型所集中研究的束缚态行为是无交迭的两种物理。”

应当说，以上两篇评论对层子模型的概括并无矛盾冲突之处。当时在大家都不清楚怎样恰当处理束缚态场论的情况下，层子模型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可喜成果，不失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尝试。层子模型的道路最终没能走通，这在科学研究中也是常事。正如文献[28]所指出的那样，“夸克动 力学的QCD模型同层子模型是哲学思想不同，物理思想也不相同的两条路线，层子模型没有接纳非阿贝尔规范场而未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尽管如此，“从今天 的学术环境回顾层子模型，可以说它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学风，一种值得推崇的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同时也告诫人们，信仰和哲学不可以代替物理和物理思想，繁荣 学术必须真正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最后，我们想一般地谈谈唯物主义或者别的派别的哲学思想对科学学说所起的作用。是不是运用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就一定能够建立正确的学说或者找到合适 的研究方向呢？答案是不能肯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化学里的“燃素”说和物理里的“热质”说，分别把“火”和“热”当成可以流动的物质。“燃素”说和“热 质”说无疑是按照唯物论的思路上提出来的，但结果却是不正确的。所以，以唯物论为指导并不能保证科学研究的路线或者结果一定是正确的。当然，不仅唯物论是 这样，其他的哲学派别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哲学本来就不是拿来这样用的。

我们还是同意外因伯说过的话：“我们不需要哲学家指令如何将哲学论证用于科学史或者科学研究本身，就像我们不再由科学家自己去确定科学发现如何运 用在技术或者医学上那样。” [29]这里的意思明显是，就像科学家发现了科学规律之后，在技术上的应用是工程师的事一样，科学研究亦应当由科学家自主进行，不需要哲学家的指导。

坂田昌一一贯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他的研究，提出应当“把形的逻辑深化为物的逻辑”或者“把形的逻辑发展为物的逻辑”。[30]这一原则具 体体现在把SU(3)群的三维基础表示（形的逻辑）对应于由三种“基础粒子”－质子p、中子n和奇异重子 L 组成的三重态（物的逻辑）。事实证明，他这一步走错了，因而限制了坂田模型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坂田过分地依赖他的哲学思想，一定要把 已经发现的物质粒子填充数学上的三维表示，而没有像盖尔曼那样，敢于设想三种那时候还没有发现，而且将来也很可能不能够单独发现的夸克作为组成强子的基础 粒子。

我们还认为，盖尔曼这种想设想不能够归于唯心主义。要知道，直到十九世纪末年，物理学里的原子也是想像的产物。事实上，物理学里有许多理性思维可 以超越实验进展的例子。由于受到他的哲学思想的限制，坂田是失策了。不过，坂田模型仍然不失为基本粒子内部对称性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主要指 的是：第一，他首先提出用SU(3)群来描写包容了同位旋和奇异数在内的对称性；第二，他由此发现的介子八重态，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那么，层子模型是不是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呢？层子模型的一些研究者是不是过分依赖“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眼光过于集中在层子或者夸克的波函数 这个至今未能解决的难题上呢？不过，与坂田模型不同的是，除了层子是夸克的另一种说法之外，层子模型并没有给今天的物理学留下什么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也许 这场探索会对将来的研究给予有价值的启示吧，有谁知道呢？我们觉得，这依然是一个值得回顾和反思的问题。

总之，科学家在学术见解上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平等和友好的自由讨论以及科学研究的实践来解决。不能够自以为是正确的化身，动不动就把唯心主义的帽子扣到同行科学家的头上。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上的教训，也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感谢李华钟教授和宋行长教授的有益讨论。

作者谨以本文作为对胡宁先生90诞辰的纪念。



参考文献

[1] 《科学通报》1951年第6期

[2] 《科学通报》1952年第8期

[3] 何祚庥，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第3版

[4] 胡济民，“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6年创刊号46－47

[5] 胡宁，关于发展我国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科学通报，1956年第4期45－47

[6] 详细历史资料可参看：胡化凯，勾文增，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关于数学“唯心论”的批判，自然辩证法通讯，27卷1期，86－95，2005

[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8页

[8] 胡慧玲，杨应昌，高崇寿，俞忠钰，批判王竹溪先生在热力学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第4期22－26

[9] 转引自：何祚庥，三大论战－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3页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0] 转引自：文献[9]，44页

[11] 朱洪元，周光召，汪容，何祚庥，现代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0年第2期65－68

[12] 转引自：朱洪元论文选集，爱宝隆图文制作，2002，248页

[13] W. Heitler and N. Hu, Interpretation of complex roots of S- matrix, Nature 159(1947) 776-777

[14] W. Heitler and N. Hu, Proton isobars in the theory radiation damping,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51A (1947) 123-140

[15] N. Hu, Further investigations on Heisenberg’s characteristic matrix,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52A (1948) 51-68

[16] N. Hu, On the application of Heisenberg’s theory of S-matrix to the problems of resonance scattering and reactions in nuclear physics, Physical Review, 74(1948) 131-140

[17] R. Feynman, M. Gell-Mann, Theory of the Fermi Interaction, Physical Review 109(1958)193

[18] M. Gell-Mann, Symmetries of Baryons and Mesons, Physical Review 125(1962)1067

[19] 孙洪洲，韩其智，SU3群不可约表示直乘的分解，物理学报21（1965）56

[20] 关洪，B2群和基本粒子强相互作用，物理学报21（1965）1

[21] 胡宁，基本粒子的对称性、内部结构和相互作用，科学通报，1965年9期，853

[22] S. Weinberg，Dreams of a Final Theory：The Search for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Nature, New York: Pantheon, 1992；中译本：终极理论之梦，李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33页

[23] 参看单行本：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张质贤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 ，《红旗》编者按语

[24] 据文献[11]，314－320页；何祚庥，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24－233页的版本略有删减

[25] 刘耀阳，六十年代粒子物理学回忆，载文献[12]，323－326页

[26] 黄涛，回忆我的导师朱洪元先生，载文献[12]，329－331页

[27] 朱洪元，宋行长，朱重远，层子模型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3期19

[28] 李华钟，规范场和夸克动力学模型，预印本

[29] S. Weinberg, 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译本：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对手，黄艳华，江向东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68页

[30] 文献[23]，14-15页



Before and After the Straton Model

－A Case Analysis to the Physics Studies Claimed Being Guided by Marxism Philosophy

GUAN Hong



The criticisms to the “idealism in physics” in China since early 1950’s are reviewed. Particularl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ase analysis to the physics studies claimed being guided by marxism philosophy and attacked other physicists as “idealist” before and after the straton model.



（本文修改稿已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2期，97-103页）

乱聊一下《艽野尘梦》

乱聊一下《艽野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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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愚人 于 2006-12-07 12:11:59

最近很忙，一直没时间再读《艽野尘梦》，《艽野尘梦》我已经读过两遍了，仍然余味无穷，因为这本书包含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一般学者多注意到《艽野尘梦》是唯一一本记载1910年（清宣统二年）川军入藏的亲身经历的书，更深入的研究，则是聚焦在清末汉藏关系的发掘。今年回成都时，拜访了藏书家老冉，他向我出示了他购买的中华书局八十年代出版的影印线装书《有泰日记》，虽然出版时间很晚近，这本书印数非常少，市面上流传不多，大陆图书馆一般是借不到的，只有靠藏书家朋友慷慨借阅了。因马上要离开成都返京，我仅仅借阅了第一卷来读，读得也不够仔细。有泰是清末一位驻藏大臣，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藏大臣，从京师出发，翌年到达拉萨。这本影印日记实际上仅仅是有泰长达四十四年日记中一部分，即驻藏日记。有泰从同治四年（1865）开始就记日记了。清和民国士人多有记日记的习惯，我的姨婆是个老姑娘，才女，终身不嫁，酷爱古典文学诗词，她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她逝世以后，我曾读过她的日记片断，不知她的日记现藏于哪位亲戚家。有泰的文字功夫还不错，特点是冷峻琐屑里透露出骨子里的幽默，使我在阅读里不断哑然失笑。

要从生动和更具体讲，有泰日记不如《艽野尘梦》，藏学家任乃强盛称《艽野尘梦》的价值，特别是其中的文字底蕴。任在《艽野尘梦》的注释里，多次提到作者陈渠珍是凭记忆写下来的，我却怀疑任氏的这一判断。陈渠珍书中那么多清晰的，栩栩如生的细节断非记忆能得全。不说多了，回国四年期间，先后两次去康区，如果我不临时用日记记录下经历，我的两篇游记绝对写不下来。

我觉得《艽野尘梦》值得深入的地方有三点：

一、清末青藏地区的生态环境，这在研究现在青藏高原的生态变迁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陈渠珍亲身从四川康区万里行军，经过昌都地区，在波密县境作过战。后来又从三十九族的游牧区西行进入可可西里。陈渠珍回忆里的可可西里与今天的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同时陈所记录的波密地区深山密林也可以和现在波密的自然状态进行比较。

二、汉藏关系也是《艽野尘梦》值得发掘的重点之一。陈从察木多（昌都）出发，经过三十九族地区，边坝，到达工部江卡。三十九族地区是青海玉树以南到藏东类乌齐以北一片广袤的地区，三十九族的人在《艽野尘梦》里自称自己是汉人的后裔，而任乃强则认为是准格尔蒙古族藏化以后的后裔。顺便说一句，前天看新闻，说达赖方面参加和中央政府谈判的某代表称：应按达赖方面的解释重新划定藏区，也就是说，将来西藏自治政府的管辖范围。这显然是违背历史的，实际上，青海藏区除了在唐朝、五代、北宋时候属于当时的吐蕃以外，南宋以后，青海和四川、云南藏区已经不归在西藏的政府管辖了，南宋时候，青海和四川藏区归西夏统治，西夏被蒙古灭以后，这里的藏族或近似藏族的居民分化为各独立行事的部落，统一被元政府理番院管。清初，准格尔蒙古势力侵占了这些地区，雍正初，年庚尧西征，打下青海和四川西部，同时云南军队出动和四川军队配合西征，将昌都大部分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雍正帝将昌都地区赏给藏政府，青海、四川、云南则从未分给西藏地方政府管过。年庚尧赶走准格尔蒙古以后，在青海设省，这是青海建省的伊始。川军入藏期间，得到三十九族人的支持，也曾得到沿途不少藏族上层人士的支持（陈的藏族爱人就是在这期间结识的）。现在的游记和有关文献，很少涉及到三十九族地区，这里是怒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区，山高水急，也许因为不当大道，为旅游者所忽视。

三、《艽野尘梦》里有一段写赵尔丰非常生动，这是目前留下含有描写赵尔丰形象罕见的文献材料：

“赵尔丰知藏兵已抵恩达，乃亲率边军五营由更庆至昌都。
我军齐集四川桥东岸迎迓。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
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
以为常。是日，予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
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
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谛视
之，状貌与曩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
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
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
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潞国精神，恐无此矍
烁也。”

其中，“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的用词，极其传神，赵的英武豪迈，老而弥坚只在几十字的描述里尽现。我读过李吉人的《大波》，内有赵尔丰在四川咨议局会见四川各界名流时的描述，那里的赵氏，完全是温文尔雅的举止，与此处的英气毕露判若两人。个人觉得，李吉人在《大波》里对赵氏描写的文字，不及陈渠珍区区二三十字。我一直想写赵尔丰这个人，只可惜手头掌握的资料不够，赵尔丰几乎是一个传奇性的悲剧人物，对他的研究远远不够。